第3章 (2)

當所有人都把公權力當成搖錢樹時，袁世凱堅信，清廷的垮臺只是時間問題。

畢竟，民衆早已從橋上走了過去，清朝統治者還在河裏假裝摸石頭，這說不過去。

然而，專制不具備自我清潔的能力，惡人也不會主動退出。就像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決定醒來。所以休谟才會說：“我們應該設計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當流氓占據政府職位時，也将為我們的利益服務。”

袁世凱別無選擇，唯有如《教父》裏的邁克爾·科裏昂一般，戴上沉重虛僞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優雅地跳完這段亡清之舞。

古今如夢，往來只換衣冠

取得權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學的位置。

在權力的染缸裏待上十年，聶魯達恐怕也不再會寫詩。

于是，東方文明的光榮和恥辱、良知與權術，焦不離孟地纏繞在袁世凱身上，寫下無數個驚嘆號跟一個問號。

改得了的叫缺點，改不了的叫弱點。歷史其實只告訴世人一句話：以史為鑒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一句話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國政治史。由于始終未能解決公權與民權的矛盾，統治者總是宿命般地掉進同一條溝裏。

也因此，《羅馬帝國衰亡史》皇皇六卷，實則只講了一個故事：羅馬皇帝因懼怕政敵的刺殺和民衆的反抗而過于倚仗禁衛軍。結果，本來用于護駕的禁衛軍逐漸發展成決定皇帝生死的綁匪。

于是，暴力成了誰可以上位的基本規則。當禁衛軍殺害了一任皇帝後，竟然拍賣了他的皇位。荒誕的是，還真有人買，可當他買下後沒坐幾天，便被禁衛軍給殺了。

也許，這就是袁世凱迷戀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視行政管理經驗，不信任自發和不受約束的政治行為。

生在權術大國，你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袁世凱的話，我連标點符號都不信。”

的确，身處于這個動蕩不安的魔幻現實主義國家，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強迫症，由此并發的犬儒意識讓我們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審視這個原本昏暗無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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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個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會的必經之路，你總會在某個時間點上選擇同世界和解，選擇相信。

畢竟，戴一輩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獨角戲，确實很難。但事實上，大多數人在30歲時便死了。一過這個年齡，就變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後的生命不過是用來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時代所說、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複。而且，重複的方式越來越機械，越來越走樣。

就像王小波說的那樣，生活就是一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确實，人這輩子，越活越感覺自己無能為力，越活越覺得人生好像沒什麽意義。

後現代的荒誕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哭泣，因為明天生活還會繼續欺騙你。杜琪峰那些充斥着宿命與巧合的片子，昆汀電影裏前一分鐘還大談《聖經》後一秒便死于非命的殺手。人艱不拆？命運要傷你，就是随便傷。誰說你前面受的苦，便是為後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無間道》裏的陳道明飽經滄桑地感慨道：“從來都是事情改變人，人改變不了事情。”

命運如此殘忍，屈賈誼于長沙，竄梁鴻于海曲，用時間這把殺豬刀摧枯拉朽地謀殺着青春、真愛和夢想，把人們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則盡失，如打印紙般規整的橡皮人，在随波逐流中褪去生命的意義，最後還派死神在終點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麽，是默然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還是挺身反抗人世無涯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你不操縱命運，命運便操縱你。

看清這一點後，袁世凱真正體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以功名利祿收買、驅策他人，說到底，真正的動機還是以誠動人、以心交人。

而另一方面，作為對中國實現近代化貢獻最大之人，袁世凱又是矛盾的綜合體。

他最早興辦女子學校，認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卻偏愛自己的女人纏足；他練新軍，廢科舉，引進電燈電話自來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條國産鐵路，卻迷信必須用中國的方式辦中國的事。

1905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向朝廷申請在天津開展地方自治的實驗。

他認為，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點。民智不啓，便通過自治，在基層選舉中激發政治熱情，喚醒權利意識。

籲懇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選舉真刀真槍，充滿了誠意。然而，選民們抱着“莫談政治”的信條，對袁世凱的努力袖手旁觀。

于是，他派出人馬，到日本學習選舉辦法，回來後深入鄉村，挨家挨戶宣講。同時，把自治之利編成白話，張貼廣告，以期家喻戶曉。

費盡心血的結果是13000個合格選民，只有1300人主動登記。

袁世凱不甘心，又威逼利誘，勉強動員了8000人投票，選出由30名鄉紳組成的地方議會。

不久，袁世凱黯然離津。見識了國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體制在中國生根之難的他不得不沮喪地承認：“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論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凱不會因為有人開車交會不關遠光燈便質疑國民的素質，進而撰文論述“爾等不配擁有民主”。

須知國民性自古如此。

七國之亂、八王之亂、侯景之亂、安史之亂、三藩之亂……每一次大亂都伴随着哀鴻遍野、生靈塗炭，而這，卻是高居廟堂的精英們視而不見、漠不關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亂離人學不會見風使舵，趨利避害，早就被優勝劣汰了，還有機會明心見性、反躬自省？

因此，比起如何讓阿Q們致良知，袁世凱更關心的是面對現實，點滴改良。

那是一個紛紛擾擾，霧裏看花的時代。若說1911年之前，袁世凱心底尚有一個篤定的目标，那麽，随着世事愈發淩亂，他開始感覺到所謂專制與民主，不過是人性深處的兩端在現實世界裏的投影。

人類總是在釋放和管束欲望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标準，試圖建立一個烏托邦、理想國，則悲劇必将重演，社會亦走向動蕩和衰亡；相反，完全遵循實用主義，一切皆以金錢量化，則社會即使在短期內高速發展，也逃不脫物欲橫流、破産清算的下場。

正如奧威爾以為毀滅我們的是暴政，但赫胥黎指出，毀滅我們的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疑問像揮之不去的陰影，頑強地盤桓在心頭。1916年，在生命的終點，他人格分裂了。

喧嚣與迷離中，他想起了早年對滿清專制的痛恨。一切都如輪回，他宿命般地成為“新人”們眼中又一個大獨裁者。

仇恨，将你導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為他曾經反對的那個人？

從這個角度看，不難理解為何滿世界都是《麥田裏的守望者》裏的霍爾頓。人們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卻無力超越這平庸。難以成為“我”，又不屑變成“他”。我們感到痛苦，可連這痛苦都很平庸——世間有多少人看透了人生的虛無并感到憤怒，但這憤怒早已不足以成為個性，只徒惹譏笑罷了。

而袁世凱唯一能确信的是：自由，不是依賴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人們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取得科學與人文的進步。

唯有如此，一個民族新的思維線索方能浮現。

他最後一次睜開眼，又緩緩閉上，心道：“也許，專制，就是認定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民主，就是對何為真理不那麽确定。”

心念及此，思緒飛回到了五年前。

張之洞：多虧早死了兩年

武漢（轄武昌、漢口、漢陽三鎮）九省通衢，居南北輻辏之中心。由于河道順暢，洋人的軍艦游弋往來，不可一世。

列強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礦業等經濟命脈，截止辛亥革命爆發，已有外國企業二百餘家，而作為外貿大埠的漢口，年交易額均在一億兩白銀以上，僅次于上海，有“東方芝加哥”之稱。

畸形繁榮的背後，是列強對茶葉等原料的瘋狂掠奪，以及對中國進行日用工業品的傾銷。隐藏在表面幾個大城市“繁華”陰影下的，是廣大農村的衰敗破落。

在張之洞任湖廣總督的十七年裏，這個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最後一位，為清廷紮紮實實地埋下了兩個火藥桶。

由廣設新式學堂、大派留學生而引發的開明風氣，為朝廷培養了數之不盡的掘墓人；由漢陽兵工廠制造出來的大量新式武器，為掘墓人提供了優質的鐵鍁。

當然，身為鄂督，張之洞有守土職責。作為當年慈禧欽點的探花，在翰林院儲才養望時就同張佩綸、陳寶琛等人放言高論、糾彈時政的清流，張之洞的思想基調逃不出忠君愛國。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忠不是愚忠，愛不是溺愛。

變器不變道的主張體現了萦繞在張之洞心頭關于中學西學的糾結，制度和文化的滞後注定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只能是一個看上去很美的肥皂泡。

像這種常年在心性之學和修齊治平的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封疆大吏，終極的人生追求無非是“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生前名滿天下，死後進入《列傳》。

一直以來，張文襄公人生的獨木橋走得都很穩，卻在快到達終點時閃了腰，留下一個污點——殺唐才常。

1900年，唐才常趁北京鬧拳亂，在湖北領導了自立軍起義。這是流亡東瀛，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在國內進行的唯一一次武力嘗試，妄圖推翻慈禧，歸政光緒，無奈被老奸巨猾的張之洞剿殺。在撲滅自立軍星星之火的同時，張之洞也澆滅了維新派對地方開明督撫的期望。

雖然這事在教科書中叫“封建官僚對資産階級改良派的瘋狂迫害”，但擱趙爾巽的《清史稿》，那就是“弭患于初萌，定亂于俄頃”了。

事實上，對唐才常痛下殺手，只是張之洞多年的為政經驗所沉澱出的明哲保身。1907年，當秋瑾被清廷處以極刑時，武昌高等小學的學生竟直言不諱地上書張之洞，請求獨立，脫離大清。

天公不語對棋枯。年過古稀的張之洞在革命風潮的湧動之中，深切感受到了一個末世王朝蒼涼的命運。

這一年初秋，張之洞離鄂赴京去做軍機大臣。在火車站，他與那些送行的門生故吏風雅了不少詩詞，其中有一首《讀宋史》的絕句：南人不相宋家傳，

自诩津橋儆杜鵑。

辛苦李虞文陸輩，

追随落日墜虞淵。

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都是南宋名相，個個以振作趙宋為己任，個個回天乏術，最後由陸秀夫主演大結局：抱着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跳海自盡。

張之洞宦海沉浮三十載，以一個悟透人生的老油條的銳利眼光，預見了縱使以身相殉也無補于亡的天朝結局。

不管文人在報紙上發表多少篇意氣激昂的排滿文章，主導革命大戲的還是武人——看過排滿文章的武人。

清朝的軍隊沿革如同一部毒品的發展史。

嗎啡最早是作為鴉片的替代藥出現的，海洛因是為了戒斷嗎啡成瘾症而研制的。而從八旗、綠營到湘軍、淮軍一路跌跌撞撞走來，新生者無不是為了接替腐敗者而誕生的，卻迅速腐化到更為不堪的境地。

直至1904年新軍改編，裝備新式武器，采用嚴格的征兵标準和西法訓練，軍官多由學習軍事的留學生擔任。全國分為十四個鎮（師），其中第一至第六鎮為常備軍，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管轄，又稱北洋六鎮。

每鎮（長官稱鎮統）分兩協（旅）；

每協（長官稱協統）分兩标（團）；

每标（長官稱标統）分三營（營）；

每營（長官稱管帶）分四隊（連）；

每隊（長官稱隊官）分三排（排）；

每排（長官稱排長）分三棚（班）；

每棚（長官分正副目）14人。

駐紮在武漢的新軍有一個鎮（第八鎮）和一個混成協，總計不到兩萬人。鎮統叫張彪（1860—1927），協統叫黎元洪（1864—1928）。所謂混成協，是指由各省自己征募軍隊，兵員接近“協”的标準，便可呈請北京，配給一些炮兵和騎兵，組成一支沒有正式番號的機動部隊。

故事就是在這一鎮一協裏上演的，名為《亦正亦邪》。

鏡頭切到了“邪”的一方，畫面變成了冷色調，低沉的音樂适時地響起。湖廣總督瑞澂（1864—1912）望着案臺上的《大江報》，在那篇反動文章旁邊批了一排字：淆亂政體，擾害治安。着即查封《大江報》。

國共兩黨的歷史教材能達成共識的不多，瑞澂算一個——反革命典型。不過說實話，此公在滿人裏不算草包，只是同他爺爺琦善一樣生不逢時，背了歷史的黑鍋。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在戶部當員外郎的瑞澂因留守有功，擢升九江道。後遷江蘇布政使，清正廉明，辦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稱“中外交誦其能”。

當然你會說，《清史稿》是著名遺老趙爾巽編的，不給滿人唱贊歌給誰唱？但問題是，瑞澂後來的種種行為近乎将湖北拱手相讓給起義軍，以至于赫然排在盛宣懷之後，成為那些真正“愛我大清”的人日夜想啖肉寝皮的罪臣。

因此，趙爾巽的評語還是相對客觀的。瑞澂在鄂督任上，處理饑民暴動，懲治貪官劣紳，政聲非常不錯。之所以前後反差那麽大，不能武斷地認為他是影帝，只能說思想進步品德優良并不妨礙一個人貪生怕死。

大江東去浪淘盡

《大江報》被查封後，瑞澂頒布了菜刀實名制：武漢所有刀具店必須取得營業執照。購買五把刀以上的顧客要登記姓名和住址——你要叫一九把刀，估計得直接移交公安機關。

同時，總編詹大悲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

24歲的詹大悲是武漢革命團體文學社的文書部部長。該組織成立于半年前，志存高遠，以“推翻清朝專制，擁護孫文主張”為己任，社長是混成協的普通士兵蔣翊武（1884—1913）。

此人木讷寡言、不露鋒芒，但曾痛斥科舉為“奴隸功名”。

文學社則一點都不文學，叫這名字是為了看起來和諧，成員多為新軍士兵。

這些反動士兵平日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報》，現在精神食糧沒了，大家開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結果就是開會，和另一個“反動團體”共進會一起，連續開了三次會，商讨合作事宜。

第三次是在富二代劉公家召開的。

能讓富二代把興趣從超跑俱樂部轉移到造反上來，這政府得有多令人寒心？

劉公他爸是襄陽首富。這種不差錢的富一代對下一代的期望一般就是走仕途，畢竟在中國，士農工商的排序還是異常頑固的。

劉公利用國人的劣根性，寫信給他爸說要捐個廳局級當當（道臺）。劉老頭二話不說，趕緊給彙了五千元，讓他作為買官的鋪墊。

結果就讓孫武（1880—1939）給盯上了。

孫武是共進會的創始人，十年前就參加過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還被封為“岳州司令”。1904年東渡日本，後在香港加入了同盟會。組織成立共進會（隸屬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後，孫武空降武漢，策劃起義。

孫武覺得革命不是搞傳銷，見人就拉。他對入會提出了嚴格的标準：必須是新軍士兵，并自鳴得意道：“今日清廷之精兵，即他日我黨起義之勁旅。”

動員工作也很講究。孫武的助手鄧玉麟是個兵油子，發展下線時從來不提“排滿革命”這類聽起來就在把人往火坑裏推的口號，而是伸出手指算賬：“那，現在加入呢，就能當标代表；晚一些，可以當營代表；再晚就只有隊代表、排代表了。光複以後，肯定要擴軍，到時候各個代表就是标統、管帶、隊官和排長。你說這麽好的機會你都不抓，就不要怪起事時戰友們的子彈不長眼睛了。”

人是忽悠來了，可惜沒錢。

孫武經常餓着肚子，把衣服都典當出去，跟鄧玉麟合穿一條長衫。

在聽說劉公懷揣巨款後，兩雙眼睛登時綠光閃閃。

孫武找來新軍排長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奮勇道：“劉公曾秘密印過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吓他，如果不交錢，就說要告發他，讓他捐官不成！”

果然，彭楚藩到劉公家“做客”，沒說幾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視眈眈地望着對方。劉公不滿道：“我原本就是從家裏騙錢幹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說了些好話，二人把酒言歡……

1911年9月23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武漢楚雄樓10號劉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結果是，原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擔任軍事總指揮，一把手。這是由于文學社人數多，在新軍裏基礎好。而共進會方面因為後臺硬（同盟會）、經費多（劉公的），因此推舉孫武為軍務部長，劉公為總理。

同時，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協士兵、文學社骨幹劉複基的建議，從今往後不分彼此，一律統稱“武昌革命黨人”。

翌日，起義指揮部召開幹部會議，一百多人參加。會議決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農歷八月十五，正好暗合歷史上“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傳說——元朝末年，陳友諒起事，在中秋節以月餅傳信，奮起殺元兵。

同一時刻，南湖炮隊（标級單位），三營。

正目汪錫九和幾個士兵即将退役，一幫戰友喝酒為其餞行。排長劉步雲平日就看汪錫九不順眼，此刻見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勁還罵罵政府，便上前幹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較橫——馬上滾蛋的人了，用不着再裝孫子。加上這幫人原本就跟革命黨有聯系，好些連辮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兒。

一幹涉，火花就擦出來了——《大江報》不讓看，喝酒不讓喝，幹脆讓子彈飛算了。于是，雙方由争吵升級為械鬥。

本來也沒多大點事，打打架鬥鬥毆權當操練了。誰知炮營管帶不會平事兒，非要偏袒劉步雲，派憲兵抓人打人，頓時激怒了士兵。

幾十個兵借着酒勁沖進軍械庫，取出幾十杆馬槍，對着軍官室一陣亂轟。

可惜槍裏的子彈都是有藥無子的訓練彈，拍戲倒是很有氣勢。亂兵們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準備大幹一場。又可惜，新軍的炮與炮彈是分開的，有炮無彈——獨裁者連看家狗都嚴加防備，真可謂苦心孤詣。

這一鬧騰，驚動了鎮統張彪。

張彪是張之洞在山西巡撫任上發現的，從此跟着張香濤走南闖北，成了他的侍衛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張彪除了腿腳比較麻俐，別無所長，放現在充其量是個優秀的夜總會大堂經理。之所以能當上湖北的軍事二把手（一把手是總督），無非是跟對了人。

讓這樣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過去了，反正天朝就是一攤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擱到亂世，就有好戲看了。

當晚，張鎮統很生氣，迅速派馬隊前去彈壓。待騎兵趕到時，嘩變的士兵早已作鳥獸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軍營裏傳播開來，搞得大家都很興奮，夜不能寐。

同樣失眠的還有瑞澂。殺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

神經緊張的瑞澂屢屢派出密探，偵查消息來源，并宣布八月十五當天全城戒嚴，官兵不許離營半步。同時，軍中除執勤士兵可攜帶少量子彈外，所有彈藥一律收繳，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聯歡會提前一天舉行，八月十五嚴禁各種名義的聚會。

這下輪到“武昌革命黨人”郁悶了，計劃完全被打亂，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一次事故引發的革命

10月9日，孫武正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的家中專心致志地研制炸彈。

經常搞暗殺的，一般都是化學家。但因技術缺陷，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也沒少幹。

孫武受過專業訓練，效率很高，要不是家裏來了不速之客，當天的産量能輕松突破五十枚。

下午，劉公十六歲的弟弟劉同跑來找他哥。

發現劉公不在，劉同坐下來等。百無聊賴的他望着孫武忙碌的身影，犯了煙瘾，倚着木案點燃了一支煙。

鏡頭給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鉛和硫黃一個特寫，接下來發生的事就成了國産電視劇爛俗的橋段。缺乏安全意識的劉同學彈煙灰的姿勢很潇灑，所以這段用慢鏡頭來表現。

燃了。

火球蹿起，濃煙升騰，孫武的雙手和臉都被嚴重燒傷。他一面令劉同趕緊離開，一面讓正在另一個屋印假鈔的同伴向房子潑煤油，以便在救火隊趕來之前銷毀罪證。

俄國巡捕反應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點趕來。凄厲的警哨吓跑了劉同和孫武，後者被同志送往醫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紛紛轉移到法租界，在長清裏18號集合。

劉公随後趕到，沒說幾句，臉色大變——革命黨的花名冊，共進會、文學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寶善裏。當真是聚九州之鐵，方能鑄此彌天大錯。

愧疚交加的劉公出于僥幸，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發現花名冊和文件。他派劉同回去取。

而俄國毛子的優異表現再次印證了專制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都對草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覺。他們早就發現革命黨人的罪證，轉交給了清政府，并且還舉一反三地埋伏在寶善裏等待革命黨上鈎。

俄國巡捕抓了劉同，嚴刑拷打下，革命黨人的計劃被全盤供出。

劉公久等不見弟歸，預感着兇多吉少，心情越來越沉重，和孫武等人商量了一下，準備提前起義。

于是派出鄧玉麟，讓他火速趕往武昌的小朝街總指揮部報告情況，組織起義。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號，是原文學社的機關所在地，房東乃新軍排長張廷輔。與他們同住的，是有“小諸葛”之稱的劉複基。

劉複基頭腦靈活，組織力強，是文學社的靈魂人物，很多重要決斷都是他催促社長蔣翊武作的，比如同共進會的合并。

當蔣翊武聽完鄧玉麟的彙報，拿捏不定時，劉複基又一次站了出來，痛陳利害，終于說動了衆人。

下午五點，蔣翊武簽署了起義命令，決定提前起義——當夜十二點，以南湖炮隊中的革命黨人鳴炮為號，各軍同志以白布系左膀為标志，一齊起義。

南湖位于武漢三鎮南端，與長江相通。共進會精耕細作，早就在此經營了以徐萬年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隊變成了一點就着的炮仗。

鄧玉麟和楊洪勝被分頭派去通知南湖炮隊和各标營的革命同志。夜裏十二點能否響炮，成了起義成敗的關鍵。

鄧玉麟在城裏轉了一大圈，把該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誤了時間。

蔣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時鐘顯示十一點整。

鄧玉麟出了文昌門，到達南湖炮隊。他翻牆而入，差點被執勤的衛兵打死，幸虧另一個衛兵發現是同志，幫他進了炮營。

蔣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時針即将指向十二點。

鄧玉麟找到标代表徐萬年，和幾個革命同志一起，鑽進馬棚商議起義計劃。

徐萬年面露難色。他認為馬上起義時間太倉促，而且兵營的同志均已熟睡，臨時摸黑舉事，成功的可能性極低。

徐萬年有這樣的想法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人都是安于現狀，屈從于習慣的，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沒有關系。當你坐久了辦公室，便會斷絕創業的想法；當你和一個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歡對方，也會因懼怕改變而拒絕分手。

徐萬年的思想是進步的，但他的大腦是僵化的。這不能怪他，放到中國這壇大醬缸裏染上幾年，喬布斯也就是飽食終日。

大腦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跡。你不能寄希望于一個不相信奇跡的人來撬動歷史的鐵軌。

仔細研究後，革命同志們集體了。決定等天亮後，讓鄧玉麟回小朝街找蔣翊武重新議定一個起義時間。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軍警，按圖索骥，已經端掉了幾個革命“窩點”，正往小朝街殺去。

當天夜裏，蔣翊武沒等到窗外的炮聲，卻迎來了一隊張牙舞爪的清狗。

結果，除蔣翊武僥幸逃脫外，劉複基、彭楚藩和楊洪勝等骨幹被一網打盡。

瑞澂估計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惡氣，準備殺一儆百。他立刻在總督衙門外舉行了一場公審。

這是老傳統了，對于謀逆大案，清廷向來公審，以震懾不明真相的群衆。但問題是，時也勢也，到了清末，公審經常變成革命者激昂的宣傳演出。你搭臺，他唱戲，一個個口才還賊好，最後的結果是讓圍觀群衆紛紛受到啓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殺掉幾人後，瑞澂心中稍安，讓師爺張梅生拟就一份捷報，發往北京。

按理說，黨人名冊已經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單大開殺戒，凡是跟革命黨有染的，統統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軍軍官，公開銷毀名冊，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寬大，穩定軍心。

其實，選擇息事寧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致滋擾累！”

但這事壞就壞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總覺得殺伐太重會有報應，殺劉複基等人已然是覺悟高于信仰的艱難決定，讓他血洗武漢新軍？不可能。

銷毀名單？也不可能。武漢已經成了火藥桶，出了事誰負責？

當時又沒危機公關，謠言立馬就四起了，是關于辮子的。說起辮子，那可真是滿清的小辮子，說不得碰不得，意識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參考孔飛力的《叫魂》。

上下同欲者，勝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沖動，就像你砌再高的牆，也只會吸引更多的人去翻牆一樣。到了晚清，越來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辮子這件讓生活充滿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軍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認真，在晚清剪辮子，往大了說，腦袋搬家。往小了說，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幾句就過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個标的士兵就想不開剪了辮子，被軍法官告發。黎元洪當着一衆軍官的面，開玩笑道：“剪辮之舉，大可免受豬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機。”打了個哈哈，幫他掩飾過去。

然而，這次的謠言的确聳人聽聞：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沒有辮子，就會被抓起來處決。

對于不胫而走的謠言，新兵們寧可信其有——首先，遇難的彭、劉、楊三人都是剪辮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張廷輔，也是剪辮子的。而這恰恰是公審大會後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動，就在10月10日淩晨，雷厲風行。

由于無人澄清，謠言愈演愈烈，傳來傳去變成了“政府将派滿兵逮捕新軍中所有的漢兵，集體屠殺”。

不到一天時間，新軍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畢竟好多人枕頭底下壓着的暢銷禁書《揚州十日記》都還沒來得及銷毀，一幫“反動”士兵開始惶惶不可終日。

天時地利人和，民國的湯藥已經煨好，只待揭鍋。

10月10日的清晨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黃鶴樓，靜靜地望着從它腳下淌過的長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塊岩石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它都了然于胸，仍未看出任何玄機。兔走烏飛，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漢陽的兵工廠伴着晨曦開動了馬達。單調而重複的轟鳴聲讓人生厭，卻不知要忍受這噪音污染到何日。

當畫面切到新軍第八鎮第八工程營時，革命黨營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營房，準備洗漱。

由張彪坐鎮的新軍第八鎮可謂革命的搖籃，不知出了多少亂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