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

搏擊俱樂部——論林則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凱出生于河南省項城縣。

一年後發生的兩件事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變将慈禧推上權力的巅峰；第二次鴉片戰争的失敗使清廷進一步邁向覆滅的深淵。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門到禮部衙門長達五公裏的道路兩旁，擠滿了翹首張望的中國民衆。他們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聲地目送英國公使額爾金乘坐的轎子在英國龍騎兵和步兵團的護衛下，前往《北京條約》的簽字現場。

這一天，對道光帝最寵愛的第六子，年僅二十七歲、剛剛進入帝國權力中樞的恭親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滿了屈辱。

一個英國使團的随員後來回憶道：當額爾金的轎子随軍樂團吹奏的《天佑女王》抵達時，親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禮，但額爾金只是“高傲而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禮。

在深入到這個停滞而破碎的帝國核心後，北京城讓前來游歷的英法兩國使團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們還能想象一下，這座巨大的城池該掩藏着多少奇珍異寶。一旦走進，卻發現到處都是肮髒的房舍。旗人區的主要街道，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寬闊，但既沒有鋪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僅僅是破爛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塵土飛揚，冬天滿是污水。垃圾和糞便随處可見，臭氣沖天。”

一個法國軍醫在日記中寫道：“衣衫褴褛、滿臉懷疑的老百姓在坑坑窪窪、布滿車轍的大道上毫無生氣地跋涉。延綿不斷的，是用沒燒透的青灰磚砌成的單調房舍，這使我們失去了遠距離眺望京城時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黃色落日餘晖中的無限遐想。”

為了讨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會幾個天前才下令焚毀了圓明園的額爾金，如果他願意，歡迎參觀北京城內的皇宮。

11月6日，英法使團在欽差大臣的帶領下走進紫禁城。

然而，一個法國使團的成員對這座帝國心髒的第一印象不過是：“誠然，皇宮擁有漂亮的漢白玉欄杆、精美的臺階，但總體狀态破敗不堪。建築上到處是裂縫和苔藓，書房空空如也——書籍早已被遷往圓明園，并在大火中化為灰燼。”

就在這一天，《北京條約》的協議被寫成布告，張貼在城牆上。

牆壁前人頭攢動，一些識字的，将條約上的內容逐條解釋給其他人聽。人群充滿了好奇，竊竊私語，仿佛在讨論一則無關痛癢的茶餘飯後的話題。

人們已經在冷酷的社會裏練就了一顆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譏諷和猜疑是他們習慣性的情緒，而愛、寬容、理解、體諒和分享，似乎永遠也不會降臨這片慘遭詛咒的土地。

這是一汪絕望的死水，人與人之間的苦痛從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飛落大海般悄無聲息。長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當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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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以吏為師的中國，所有的愚昧和醜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間，畫家王翚（huī）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畫上題詞，說這是宋代一件臨摹品的臨摹品；和他同時代另一個擅長畫花的恽壽平則被評論家贊為“深得北宋畫家徐崇嗣的‘沒骨’之法”，将二人的作品相提并論。

同樣的例子還出現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你經常能看到，在遙遠的過去，某某因為複興了更加遙遠的某種詩詞散文的寫作風格，而名垂文學史。

這是因為，在赫胥黎的《天演論》被嚴複介紹進來之前，古人的大腦裏是沒有“時代在進步”這個觀念的。

因為孔子憎惡春秋的禮崩樂壞，儒家就認為最好的時代在上古，越往後越差。孔子焚膏繼晷地吹捧堯舜禹，即使這三人的事跡怎麽看怎麽像神話。

傳統的力量是如此頑固，以至于紀曉岚武斷地認為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所做的《坤輿圖說》中有關世界七大奇跡的記載，是抄襲的中國古書。

鴉片戰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廣州前線指揮打仗。他殺了幾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裏，想以此激怒龍王爺，掀翻英艦。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楊芳，率大批湘勇入粵，還沒開戰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說局勢應該有利于我才對，怎麽越打越悲劇？肯定是敵艦上藏了善使巫術的人。于是，他命人廣貼告示，收購婦女用過的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個副将掌控，以馬桶口面朝英艦沖去，破敵邪術。

其實，連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現在清宮劇裏的林則徐，也在日記中自以為是地嘲笑英國士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國婦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則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這不僅于事無補，還造成了他人格的嚴重分裂。

于是，兩個林則徐出現了。一個是教科書裏的文臣模板，一個是無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則徐是主戰派，他用中國的古法百戰百勝，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國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林則徐的奏章裏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沒有機會實踐他的那些戰法。

幸好沒實踐，不然林文忠公恐将晚節不保。

常人林則徐意識到中國軍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購買外國槍炮，派人翻譯外國刊物。同時，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給魏源，助他編成《海國圖志》。

此書“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後來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但幕後推手林則徐卻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現在鎂光燈下。他經常叮囑友人，不要将他寫有對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給第三者看，後來在陝甘和雲貴總督任上，也絕口不提改革。

因為公然承認天朝上國比“英夷”落後，在當時的輿論環境裏，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故此，對林則徐的評價，蔣廷黻（fú）一語中的：寧可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也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産品。

更令人羨慕的是，林則徐死得非常及時，死在了赴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倆月，是非功過就不好說了。

災民災官

新舊交替的時代呈現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畫面：第二次鴉片戰争中，清軍主帥僧格林沁由衷地稱贊英法炮火“丈餘壕牆，竟可穿透”；湘軍悍将胡林翼見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因之“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曾建議将舉人和進士的功名授予外國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師俞樾不止一次地憤然抨擊那些雖仍在讀儒學經典，卻孜孜以求西學的官員。

同治帝師、理學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如果将鏡頭聚焦于華洋雜處的上海，跟拍一個用群衆演員即可勝任的角色，這種時代的變革給個體帶來的困惑、緊張甚至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個來自內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馬廳觀賞“夷人”特有的娛樂活動——跑馬。在他有限的人生經驗裏，摩肩接踵的公衆場合絕對應當是婦女的禁區。但令他錯愕的是，跑馬廳內竟然“士女雲集，舉國若狂”。于是，路人甲憤怒道：“這是個瘋狂的世界！”

事實上，真正瘋狂的是跑馬廳外的世界。

這是一個萬馬齊喑、颠倒黑白，把潛規則當規則使，最後人人無視規則，個個成為賭徒的蠻荒世界。

這個世界用接二連三的事實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還黑。

盡管它蓋着一層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書的年薪換算成人民幣不過四萬元，相比于天價的往來應酬可謂杯水車薪。當然，掃大街的都知道，對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節過節費）、冰敬（夏天消暑費）和別敬（外放道別時的饋贈）才是收入的大頭。

孟德斯鸠早就說過：“專制國家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對哪一位上級都不能不送禮。”但京官的漫天要價還是讓地方官視進京為畏途。

後來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鹹豐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時進京謝恩。同年同鄉、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集體出現，為他接風餞行。一天要換六七個場子，酒喝不上兩杯，人也來不及認全，就得趕赴他席。最後花了幾千兩銀子，還是感覺在京官那“不見讨好”。

據汪康年記載，用八個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場的糜爛：游戲做官，認真做戲。

亂世就是舞臺，演而優則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門的京官們，在游宴嬉戲中了卻着人生的夢想。

世道變了。銀子的作用使皇權的威嚴和傳統的規則不再靈驗，半個世紀的光景裏，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為活躍無比的社會動力，也成為讓權力系統目眩神迷、趨之若鹜的幻光。

龐大的國家機器早已不在同一個方向上運轉，卻在不同利益的牽引下尋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離散注定了分崩離析的結局。

若以光緒年間的戶部郎中李慈銘為樣本不難發現，由于冗官太多，對身處中層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辭辛苦地收黑錢，一年下來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單單李慈銘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堅持不懈地寫了四十年日記，大曝官場猛料。由此可見，什麽事一條道走到黑都能産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銘一年的支出不過二十萬元，擱今天，月光族估計半年就可以敗到這個數兒。

要不是李鴻章給他介紹了一個學堂主講的差事，經常上講壇得瑟得瑟，拿些高額束脩（出場費），光靠收黑錢，連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銘是戶部頭司江南司的司長。江南自古富庶，是納稅大戶，李司長也不過一白領的生活水準，實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

事實上，地方官送錢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沒有實權的閑散官員也只有體味“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滋味，甚至連殘羹冷炙都撈不着。

更慘的則是候補官，連實缺都沒有，人稱“災官”，意味着當這種官就是活受罪。

其實，最初買官的只是一些有錢人。工商業的畸形繁榮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階層，這幫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動的中國，花錢買官，做個紅頂商人幾乎成為其必然歸宿。有需求就有市場，捐官制将賣官鬻爵合法化，生意興隆。

但此風一開，便不可遏。國人對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剛需都剛。

許多小康的、溫飽的甚至貧困線下想脫貧的，也東拼西湊，舉着銀票撲面而來了。

僧多粥少，候補官想遞補一個實缺比登天還難。而當了候補官，則需要維持相應的體面排場，雇傭長随、交際應酬，都要大把撒錢。

沒有絲毫收入，許多奔着脫貧致富而來的候補官紛紛倒在了夢想的光錐之外，饑寒而死。

一個候補知縣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兩袖與前後身到處是破洞，只好在裏面用黑紙粘住。絕望之下，終于吞煙自盡。

造成這種局面，不能全賴開賣烏紗的高官，因為真正吸錢不眨眼的財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為人民幣服務

同治七年（1868），席卷半個中國的太平軍即将平定，軍費的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讓湘軍統帥曾國藩（1811—1872）頭疼的并不是擔心皇上說他花錢太多，畢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錢不是問題。

部費是問題。

報銷順利與否，關鍵在戶部的審計。戶部能過關，皇帝一般都會同意。

問題是戶部從尚書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寧願把精力花在看書寫詩、喝酒聽戲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財務報表。甚至，作為一個文官，你要是對財會表現出興趣，還會被同僚鄙視。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連任的臨時工書吏出現了。

在壞政府中，最壞的人往往是最勤奮的，書吏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

由于沒有正式工資，連辦公用品都得自個兒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長官背黑鍋，導致書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樣——撈夠就走。

鹹豐年間，全國各級衙門，正式和非正式的書吏加起來有四十萬，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過兩千萬兩白銀，高達財政歲入的一半。

審計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腐敗，結果卻造成了新的腐敗，這就跟賣殺毒軟件的自己寫木馬程序一樣可笑。

當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惡心死了。

據一個工部的官員記載，他和辦公室的同事都對一個叫紅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澀，只能遠觀，不能亵玩。偶爾開Party請來陪個酒，能把一幫饑渴男激動個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個叫王維寅的書吏就潇灑多了。兩千兩白銀往老鸨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牽走，從此不“維寅”只“唯淫”，把一幫有錢買笑、沒錢買春的工部技術宅氣得直罵娘。

在一片道德淪喪、毫無秩序的土地上，每個人都逃不出被傷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員知道皇帝也被潛規則，也許心情會好一點。

話說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随口問了吏部尚書汪由敦一句：“你天沒亮就趕着上朝，吃過早點沒？”

汪由敦答說吃過了。

乾隆問他吃的什麽。

汪由敦一臉艱苦樸素的表情：“我家裏窮，每天早上就吃四個雞蛋。”

乾隆大吃一驚：“雞蛋一個要十兩銀子，四個就是四十兩，我都不敢這麽吃，你一頓四個還哭窮？”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內務府的人采購時吃了回扣，買的天價雞蛋。便應付道：“外面市場上賣的蛋都是破了殼的，所以比較便宜。我買的就是這種雞蛋，一個只要幾文錢。”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兩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繼續當冤大頭。

事實上在中國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裏兌點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裏調些地溝油，大家一來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鑒于此，曾國藩沒有和戶部書吏撕破臉，而是托人登門說情，讓給打個折。書吏也不願得罪聖眷正隆的曾國藩，三千多萬兩的發票，讓他給八萬兩好處費了事。

書吏再黑，黑不過關吏。

關吏不遺餘力地增加全國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間高度一致的評價：關無善政。

當然，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點路費繞道走。但對于那些上京的人來說，崇文門卻不得不過。久之，崇文門稅關的創收手段達到了讓所有稅關都望塵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進崇文門，因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額財物。第二天進宮拜見皇帝，在朝房看見崇文門監督，正想上前理論，對方卻先發制人，過來打了個哈哈：“大人您昨天進城，何必這麽客氣，打賞他們那麽多銀子？”并再三言謝。

左宗棠見此，當場無語。

只欺負欺負自己人倒也罷了，畢竟我華夏草民皮糙肉厚，個個都是超級忍者。問題是随着地理大發現，全球化的時代到來，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講理，洋人卻一定會跟你講。

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粵海關設立起一百五十多年裏，來華貿易的英國商船就額外征稅陷入到與廣東官員聚訟不休的博弈當中，以至于一個在中國作過短暫停留的法國人後來寫道：“人們在歐洲喝到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着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恥辱。”

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的一個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過交涉，解決粵海關的陋規問題——英國人習慣了有法可依，對那套上下都打點完沒準最後還栽在一個小科員手上的中國特色頭痛不已。

當告狀和外交等各種嘗試都失敗時，被英國人稱為“通商戰争”的鴉片戰争便爆發了。

《南京條約》的條款最能體現英國人發動戰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條赫然寫着：進出口關稅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繞在幾代英國人心頭的夢魇随着一紙條約就此消散，畫面在中方談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臉上漸漸淡出（此人甚至要認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兒子為養子），鏡頭從南京切到了河南。

曾因酒醉鞭名馬

河南省陳留縣的縣教谕（主管一縣教育）袁樹三履新不久，正幹得如火如荼。雖然官職低微（從八品），但在母親的鼓勵下，袁樹三還是将一縣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條。

按理說，海瑞也當過縣教谕，從八品幹好了，保不齊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問題是，袁樹三有個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時任軍機章京，為大清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基層公務員袁樹三怎能不壓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撚（發源于安徽的農民暴動）有功，累遷至漕運總督（從一品）。長子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齡因修《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顯赫一時。

反觀袁樹三，自己打醬油不說，長子袁保中也跟着打，要不是生了個袁世凱，這一脈基本就名不見經傳了。當然，袁樹三的次子袁保慶還是比較争氣的，官至正二品的鹽道，但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來混，剿撚積累戰功的緣故。

不過，袁保中也不是一無是處。連生了六個兒子的他讓連生了五個女兒的弟弟袁保慶無比汗顏。

1866年，袁保慶候補濟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頗有遠見地将自己的第四子、時年七歲的袁世凱過繼給了弟弟。

袁世凱是家族裏的紅人，因為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撚軍根據地。捷報傳來時舉族歡騰，這個似乎預示着榮耀和祥瑞的嬰兒後來被取字“慰庭”。

對袁家子弟而言，寬慰庭闱（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執兵刃，參加家鄉組織的團練，建立軍功。

撚軍的勢大造就了一個遍布刀光劍影的狼族。一次，袁保慶率軍搶回被撚軍占領的地盤時，心狠手辣地将俘虜全部處斬。

諸如此類殺伐決斷的場面，充斥着袁世凱美好的童年。五歲就站在袁寨碉樓上觀賞抗撚保衛戰熏陶漸染出的是一顆對軍事充滿了興趣和對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堅實心體。

小朋友們玩耍時，袁世凱最愛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讓人不得不對處女座男生重新審視。

撚軍全滅後，養父袁保慶帶着袁世凱走南闖北，開拓眼界，還聘請著名公務員考試專家王志清當他的啓蒙老師，可謂悉心調教、視若己出。

然而，袁世凱的叛逆是《猜火車》都猜不透的。

從家裏偷銀子找拳師拜師學藝實屬正常，偶爾夥同個把小混混鬥毆你也不要驚訝，畢竟人在生理尚未發育的前提下就已經自覺組團參觀過青樓，表現了對未知領域強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凱故意裝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請假，然後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經之路上。

晚上，等王老師路過時，袁世凱将事先準備好的一大把螢火蟲搓碎抹到臉上，悄無聲息地向他走來。

見到這個臉上閃爍着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為是鬼魂，吓得扭頭就跑。袁世凱則拍手大笑。

對于此類劣跡，袁保慶從不打壓，而是将自己幾十年的帶兵心得和官場經驗編成了一本名為《自乂瑣言》的書，向袁世凱傾囊相授。

終其一生，他都忘不了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話：官場如戲場。善做戲者，忠孝節義都能演得情景畢見，使聞者動心睹者流涕。要是連這樣的好角色都沒有，官場豈不為優伶（戲子）所竊笑？

而令袁保慶始終不能忘懷的一個細節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時生龃龉，勢同水火，袁世凱以養子的身份夾在中間，竟能兩邊讨好。

對袁保慶而言，這無疑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1868年底，新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贻保舉袁保慶赴江蘇任職，軍機處議準後，擢升保慶為江寧（南京）鹽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鹽政。

從天而降的肥缺沒有砸暈素來謹慎的袁保慶，他第一個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馬新贻。

而是曾國藩。

曾國藩和袁甲三同年中舉，相交甚厚。鹹豐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幾乎當了個遍的曾國藩被外放為江西省鄉試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親去世的噩耗，曾國藩立刻寫信給在京的長子曾紀澤，讓他處置家産，舉家遷徙，回湖南老家奔喪。

問題是曾紀澤當時還不到十三歲，顯然難當此任。于是，曾國藩讓他找幾個自己的患難之交幫忙籌措旅費，開列的五人名單裏就有袁甲三。聯系到平日曾給子侄的家書中一再強調“不可多求人”，曾袁關系确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以來，曾國藩就在總督的位置上幹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經營，建成了洋務運動的模板、晚清最大的軍工廠江南制造總局。

此去江寧，袁保慶躊躇滿志，準備一顯身手。而去之前，問計于曾國藩，則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直隸總督署內的曾國藩，此刻翹首以盼的是另一個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啓蒙思想的中國人——容闳（1828—1912）。

容闳出生于帝國版圖南端的廣東省香山縣，七歲就被父親送到澳門的教會學校上學，十九歲跟随馬禮遜學校校長勃朗牧師去美國深造，二十六歲從耶魯大學畢業——簡歷異常華麗。

容闳一向以改造中國為己任，拿到文學學士證書後當即登上了回國的輪船。結果，懷揣着前無古人的高學歷，蹉跎了好幾年也沒擠進體制內，都不好意思回耶魯參加同學會，不得不承認世上果然只有兩種邏輯：邏輯和中國邏輯。

象因牙逝，狐因皮滅

山重水複疑無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資政新篇》的作者幹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國少有的肚子裏有幹貨的領導人。

可惜沒實權。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結識容闳，兩人一見如故。此番，四處碰壁的容闳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到太平天國身上，懷揣七條建國之策來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圖。可惜，宏圖沒有，有的只是歸途。

按理說，海歸見海歸，兩眼淚汪汪。洪仁玕卻不等容闳說完，就拍着他的背嘆息道：“老弟你的建議我都懂，但問題就在于只有我懂。其他諸王不是忙着外戰就是忙着內鬥，如此重大的決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闳大失所望，拒絕了洪仁玕替他請封的“義”爵（僅次于“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轉機即将出現。迷茫中的容闳收到一封署名李善蘭的信，歷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寫。

數學家李善蘭時任曾國藩幕僚。

容闳向曾國藩貢獻了自奕訢主持洋務運動以來最精辟的四個字：制器之器。

誰都知道洋槍洋炮厲害，而與其單純地購買仿造，不如先設立工廠，配備各種制造機器的機器（車床），再由造出的機器分別制造具體的器械（槍炮），如此方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國藩大喜，立刻幫容闳請封五品軍功銜，任命他為出洋委員，負責購買新式機器。

容闳清楚，中國的落後不唯在于武器的落後，而是壓根兒就沒建立起完整的基礎工業。他用超前的認識一點一滴地影響着曾國藩，洋務運動也逐漸從造來複槍轉向了造鐘表和農具。

就在以馮桂芬為代表的改良派先驅高唱“采西學、制洋器”大步向前時，形勢急轉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說：“這天下，咱不要了，送給漢人吧！”

奕訢愣了，以為她在開愚人節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與我為難，我革汝職！”

奕訢硬頂：“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職，不能革皇子。”

空氣凝滞了。奕訢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見狀大呼，說恭王要打她。一幫宦官湧了進來，将奕訢拉扯出去。

奕訢能打破滿漢分歧，選賢任能，卻無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議政王一職本非常設，早在乾隆年間就被廢除，卻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變”中作為政治回報戴到了奕訢的腦袋上。

然而，彼時的超擢此時看來是何等礙眼。慈禧寧可斷送方興未艾的洋務運動，也絕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幹親王重臣的反對聲中，奕訢保住了軍機大臣之職，卻被慈禧免去了議政王的頭銜。

作為慈禧的小叔子，奕訢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濫俗的迪士尼動畫一樣，年老的國王看中了兩個皇子，穩重的皇四子奕詝（zhǔ）和聰慧的皇六子奕訢。

随着國王日漸老邁，表面的祥和已無法掩蓋暗藏洶湧的帝位之争。

一天，聖躬違和的道光急召兩個皇子入對，借以決定儲位。

二皇子各求教于師。

奕訢的老師卓秉恬讓他抓住機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奕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論才氣奕詝不敵奕訢，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詝傳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誠。”

奕詝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歡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煉成的。就像保羅·紐曼七次被奧斯卡提名卻直到六十多歲才捧得小金人一樣，奕詝苦練的演技，終于在“南苑狩獵”一戲中得到了集中爆發。

道光命諸皇子校獵，顯然是為了考察武功。臨行前，杜受田又在奕詝耳邊密授機宜。

到了圍場，大家都很high，奕詝卻席地而坐，不僅不發一矢，還約束随從不得捕獵。

當天，奕訢捕獲最多，正顧盼自喜，卻發現奕詝又坐在那裝，便走過去詢問。奕詝一句輕描淡寫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馳逐”便把奕訢打發了。

到了晚上，道光見奕詝兩手空空，問他何故，奕詝開始大飙演技：“現在是春天，鳥獸生育的季節，不忍傷生命以幹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争也。”

道光大喜，連誇奕詝有“君子之度”。

這是一個迷戀道德表演的國度，愛新覺羅家重複的無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實效而輕虛名”著稱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選了貌似德勝于才的曹丕，杜受田則完全可以放心大膽地教奕詝在崇尚簡樸不事張揚的道光面前扮豬吃虎了。

以孝道對抗才識，用仁義反擊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将奕詝變成了鹹豐。

鹹豐無愧其死後“文宗”的廟號，紮實的基礎教育讓他當個翰林院修撰不成問題，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深植于最高領導人心間終非國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強清者雖遠必誅”的憤青樣當不了飯吃，還反受其辱（第二次鴉片戰争），不願簽訂城下之盟，跑到熱河躲起來，還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訢跟洋人周旋。

問題是不怕他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着還有振作的希望。上來就罷免權臣穆彰阿起用林則徐還是很得人心的，繼任的首席軍機大臣祁寯（jùn）藻雖說有學無識，但畢竟被士大夫推為儒宗。于是，君臣奏對成了百家講壇。

每當鹹豐垂詢諸如“用人行政之道”這類很虛的問題時，祁寯藻就引經據典，動辄一兩個小時，“同列多苦之，猶說不已”，而鹹豐居然“未嘗倦聽焉”。

如果不是文慶和肅順（1816—1861），書生誤國将成為鹹豐朝最好的注腳。

作為滿人，文慶不但不像漢官祁寯藻那樣不遺餘力地打壓漢官，還提拔了胡林翼、駱秉章、袁甲三和閻敬銘等良材。雖說太平天國運動導致了清廷從中央到地方，從滿人到漢人的權力轉移，但能順應這種趨勢而不是螳臂當車，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牽狗走街頭”的無賴形象示人的肅順則繼承了文慶務實的優良傳統。不實不行，從親軍侍衛上發跡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沒功名就得靠聰明。幸好肅順有“接人一面，終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賦，再加上直抒己見的風格，讓聽慣了腐儒們拐彎抹角的鹹豐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氣的肅順和廟堂上的鹹豐形成了完美的互補。一次，鹹豐去南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