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2)

看到一窮翰林衣衫破舊，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後來這名官員外放雲南學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滿歸京，鹹豐特意調他當順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見時關照道：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雲南）之清苦。

這種行業潛規則顯然不可能從祁寯藻那兒上達天聽，告訴他的只能是肅順。

滿人肅順，素來不喜滿人，對手下的旗籍屬官驅使有如奴隸，對漢員卻謙恭有加，遇有真才實學的更是竭力羅致。

不僅如此，他還毫不掩飾道：“咱們旗人混蛋多，懂得什麽？漢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

雖然這道理街頭賣雞蛋灌餅的大叔都懂，但從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諱，肅順在尊重常識上還是邁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對左宗棠的維護和對曾國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進步和為人跋扈并不沖突。在成功抓權的同時，肅順成功地将自己變成了一個靶子。更不幸的是，瞄準靶心的還有一個叫葉赫那拉氏的嫔妃（慈禧）。

末路的罪與罰

苦命天子鹹豐死在了熱河。考慮到繼任新君載淳年幼，死前設計了一套“三權分立”的平衡方案：一、賜皇後鈕钴祿氏“禦賞”印章一枚；

二、賜載淳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三、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權，代拟聖旨；四、聖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蓋有“禦賞”之印，末尾蓋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頂層設計再缜密，也傷不起人治傳統的無敵。

平衡在鹹豐撒手人寰後被迅速打破。兩宮皇太後第一時間沆瀣一氣，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邊也聚集了一批遭肅順打壓的失意官僚。衆人齊心挖好坑，只待肅順往裏跳。

于是，“祺祥政變”在八大臣護送鹹豐梓宮抵京的第二天爆發。而“祺祥”這個僅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號也被“同治”所取代，歷史進入到兩宮垂簾（慈安、慈禧）、恭王輔政的新時代。

奕訢繼承了政敵肅順開明的政治主張，畢竟大清的江山是自個兒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兒完。

“師夷”的大本營是奕訢領導的總理衙門。這個新生機構主打通商、交涉、關稅和學習外國四項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給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辦，分別由直隸總督與兩江總督兼任。關稅和學習外國則由下屬的“總稅務司”和“同文館”推行。

英國人赫德擔任總稅務司司長長達半個世紀。時年二十八歲的赫德在日記中懇切地表明了自己将古老中國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觀論》中尖銳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轄的總稅務司則是晚清最廉潔高效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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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記中爆料：“總理衙門一個叫廣英的滿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讀書一個小時，他竟然不知道臺灣在哪兒！”

廣英的父親叫斌椿，時任山西省襄陵縣知縣。

斌椿官職雖低，卻是第一個走出國門看世界的清朝官員。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決定派一個出洋考察團，由斌椿任團長。選七品縣令當團長，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勝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歲的斌椿和十九歲的張德彜為代表的考察團正式啓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厭其煩地在詩作裏把自己打扮成上報天子下濟百姓的英雄，沒有給清廷帶來任何可供借鑒的記載。雖然他記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勢和風土人情，但出發點卻不是國計民生，而是為了審美——見到顯微鏡，不關心作何用途，只感嘆《莊子》裏的寓言不虛；看到自行車，不問如何制造，卻大談其有“木牛流馬之遺意”。

後來成為光緒英文老師的張德彜倒是表現出對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創的“自行車”一詞沿用至今。

英國議事廳，張德彜第一次見識了民主議事的情形；法庭旁聽，他又為先進的判決制度所折服。從此，對西方政體的濃厚興趣貫穿了張德彜的一生。

即使進步如張德彜，在面對避孕套這樣的新生事物時，仍無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饒有興致地介紹了避孕套的功用：“貫于陽具之上，雖颠鸾倒鳳而一雛不卵”，緊接着便露出小學究的猙獰面目，嚴詞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

張德彜之所以跑到了時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個參觀胡夫金字塔的中國人），蓋因其畢業于同文館，懂英語。

然而，就是這個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國語言且并不顯眼的機構，讓奕訢吃盡了苦頭，還被憤青們冠以“鬼子六”的稱號。

其實，憤青們過于緊張了，同文館的教學質量委實低到了一定境界。一個教俄文的滿族教師入館混了一年多被人發現根本不通俄語，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樣地站在講臺上講的是哪國鳥語。

而與此同時，容闳的“制器之器”使洋務派認識到理解制造原理遠比制造本身重要，一幫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馮桂芬不無極端地喊道：“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奪了議政王一職的奕訢領銜曾國藩、李鴻章，奏請在同文館內開設“天文算學館”。

于是，婁子捅大了。

慈禧的認可刺激了保守派，絕地反擊正式鋪開。先是一個叫張盛藻的禦史跳出來抨擊自然科學，被奕訢打壓了下去。接着，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學士倭仁隆重登場。

倭仁：“師從夷人，動搖國本；變夏于夷，有亡國之患。”

奕訢：“仁義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學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國不受欺辱，臣自當追随，甘效犬馬之勞。”

争論持續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終倒向奕訢。由此可見，在不傷及權力的前提下，該婦人還是比較開明的。

順利開館并不能保證順利運行。士林宗師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難，攻擊算學館的奏折如雪片般飛進午門，主題空前一致：論算學館之罪。

至于內容，還是比較百花齊放的。有夜觀星象型，認為久旱不雨皆因開設算學館惹怒了老天；有談古說今型，扒出一條史料說“同文館”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監獄獄名。

一邊倒的輿論讓算學館的招生比南科大還慘淡，高薪聘請的李善蘭等名師也托病不出——出來也會被爛雞蛋給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開會決定，有進同文館跟洋人學習的，以後不許踏入湖南會館，各省京官紛紛效尤。奕訢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意識形态的惰性是一個時代的群像，鬧劇的最後一個鏡頭定格在同文館美國教員丁韪良（此人通曉中國古籍，最早将《萬國公法》譯為漢文）和北京西山一個反動農夫的對話上。

農夫：“你們洋人為什麽不滅了清國呢？”

丁韪良：“你覺得我們能滅得了嗎？”

農夫指着山下的一根電線杆：“當然，發明那電線的人就能。”

好為帝師的國學家

1867年7月21日，夜，兩江總督署。

曾國藩忙完一天公務，找來心腹幕僚趙烈文閑談。

曾國藩：“今天京裏來人，聊起京城氣象，說最近搶劫案頻發，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婦女衣不蔽體。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如之奈何？”

趙烈文：“颠覆政權的風氣還沒開，如果不是抽心一爛，暫時不會土崩瓦解。”

他頓了頓，又正色道：“然則異日之禍一旦發生，便是連根拔起。時間不會超過五十年。”

曾國藩皺了皺眉：“是否會南遷？”

趙烈文搖頭道：“絕無像東晉、南宋那樣劃江而治的可能。”

曾國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較正（跟桀纣比嗎），或不至于此。”

趙烈文：“君德雖正，然國勢隆盛時，士大夫報君之恩已經足夠。而本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奪取天下又太過機巧（終皇太極一生，不敢想象滿人南下而牧馬）。天道循環，善惡相抵；後君德澤，未足恃也。”

曾國藩半晌無語，忽道：“你不是開玩笑吧？”

趙烈文：“當着老師的面，我不敢以此為戲。”

曾國藩嘆了口氣，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廟之隕落。”

一年後的直隸總督署，曾國藩終于見到闊別已久的容闳。同時到訪的還有王闿（kǎi）運和袁氏父子。

這是袁世凱初逢王闿運（1833—1916），第一感覺是：個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有時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數職的王闿運不僅培養了楊度（1875—1931）、楊銳、劉光第和齊白石等衆多牛人，由他撰寫的《湘軍志》更是研究湘軍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筆，大曝黑幕，還惹得曾國荃等一幹湘軍将領大為光火。

王闿運本名王開運，寄托了他爸想“開王運”的樸素想法。王開運同學卻覺得這個名字非常土，會成為他通往大師之路上的絆腳石，就給改成了王闿運。闿，《新華字典》的解釋就倆字：同“開”。

其實，王闿運的志向是當帝王師。你要叫他國學大師，他只會生氣地反駁：你才國學大師，你全家都國學大師！

剛考上舉人的王闿運已是名滿天下，跑到肅順帳下當幕僚，被奉為上賓，肅順對其言聽計從。

由于主攻帝王學（經學的政治化），王闿運看人極準。深得他真傳的楊度就曾在蔣介石權勢最盛時對章太炎說：“以蔣介石的武功，雖漢高明太何以過之，因為他不做皇帝，所以終于沒有成大功的希望！”

事實上，原本争議很大的楊度晚年居然選擇加入當時羽翼未豐的共産黨，看清死後二十年的歷史趨勢，保全了身後名節，使人不得不嘆服王氏之學的深不可測。

在王闿運看來，當時屢敗屢戰、壓根兒不入鹹豐法眼的曾國藩是一只充滿了無限可能的潛力股。在他的推動下，肅順趁時任兩江總督何桂清擅離職守、鹹豐大怒之機，力排衆議，極力保舉，幫曾國藩謀取了總督一職，助他從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闿運為肅順布的這顆棋眼，關鍵時刻掉了鏈子，以致滿盤皆輸。

祺祥政變前，王闿運給肅順開的藥方是“內用恭王，外征曾國藩”。

然而，他既高估了肅順的實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專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兩者并不畫等號，王莽、霍光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失去鹹豐這棵大樹，肅順連自己人都鎮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畢竟曾幾何時人離神器只有一步之遙，試問你還能開出什麽更高的價碼？

于是，執掌東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國藩成了攸關肅黨存亡的重要籌碼（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肅順不和）。

“借權”是帝王學研究的重點——包括借兵權。王闿運鞍馬勞頓，風塵仆仆地趕到湘軍大本營。

接下來的三個月，王闿運十四次與曾國藩深談，鼓動如簧巧舌，使盡腹中才學，目的只有一個——拉攏說服。

以比房産中介、保險銷售更舌綻蓮花的言辭，王闿運成功侃暈了曾國藩，使其數度“夜不成寐”。

多虧曾國荃及時來信反洗腦：“文人好為大言，毫無實用，戒其勿近”，曾國藩立刻清醒了許多。

于是輪到王闿運壓力山大了。

政變在即，最後一次面談必須切入要點。書案後的曾國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聽，還邊聽邊記，王闿運信心爆棚，唾沫橫飛……

須臾，曾國藩起身暫告失陪，出門而去。

王闿運走至桌前，但見紙上滿滿一篇“謬”字，方知大勢已去。

這條段子出自王闿運門人的筆記，民國時被演繹成王闿運勸曾國藩養寇自重、起兵反清。由于太過玄幻，鮮為史家采信。不過我認為，在這場戲中，曾國藩的表現還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語，明明可以當場打斷，何必作虛懷若谷狀？這體現了曾國藩的陰柔，堅忍而絕不弄險。

既默不作聲，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書“謬”字，不給對方留絲毫情面？這體現了曾國藩的陽剛，心有主而我制外，不為人言所動。

剛柔兼備，宗經而不舍權變的思想練就了一顆情順萬物而無情的心體，因此在進退榮枯之間動容周旋，拿捏得體。

但，終究以陽剛為基。

這場“蒯通說韓信”的好戲發生在曾國藩返回之後。當年蒯通游說韓信自立為王被拒後倉皇逃走，而王闿運在摸清曾國藩底牌後，竟能神色不改，“論事如故”，淡定到讓曾國藩都有點如坐針氈。如此心理素質，确實不是多讀幾遍《挺經》就能煉成的。

老封建

時隔多年，再次把容闳和王闿運召至署中，曾國藩另有深意。

它源自容闳一個再三的籲請：派遣留美幼童。

容闳的思路很清晰：強國之本并非變器物而是變制度，制度的落後已成為限制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發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變革的是人，對人影響至深者莫過于教育。伏脈千裏，今日求取西學，是為了日後的官場少些非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遠矚的政治家。

對此，嚴複後來附議：

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見于乙，泯于丙者将發于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

曾國藩卻沒有做好當留學教父的思想準備，同文館風波殷鑒不遠，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還好幕中人才濟濟，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吳汝綸、張裕钊、黎庶昌最為有名，時人呼為“曾門四學士”。

直隸總督署，明月當空。四學士、王闿運、容闳、袁氏父子齊聚一堂。曾國藩要參酌衆議，謀定而後動。

素以推進教育改革為己任的黎庶昌懇切道：“達萌（容闳）之議，學生私下和摯甫（吳汝綸）一再探讨，都深以為然。”

曾國藩環視衆人，指着黎庶昌笑道：“莼齋（黎庶昌）當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書》，非議科舉，可是引得朝野震動啊。”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國，美國歷史最短，風土人情與我差異最大，似可另擇他國派遣幼童。”

曾國藩望着容闳，笑而不語。

容闳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帥不棄，得以在帳前效力。身無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職，心常悚懼不安，敢不竭盡所能以報大帥知遇之恩？當今大争之世，不唯我國，各國皆變法圖強……”

王闿運緩緩打斷道：“這要是個李德裕還好，要是個王荊公，怕是法沒變成，倒把江山給斷送喽！”

曾國藩明知王闿運主治《春秋》，堅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卻故意讓他和容闳對壘，顯然是想兼聽則明。

曾國藩：“達萌，以你在西洋待了這麽多年看，各國體制，孰優孰劣？”

容闳：“論國體，以主權在君還是主權在民，當今天下可分為君主和民主兩端。論政體，又以有無憲法，可分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以及民主共和三者。憲法作為立國之本，不獨能限制君權，更将成為執政者統治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吳汝綸：“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皆有憲法，二者有何異同？”

容闳：“君主立憲制，如英國，權力在君主；民主共和制，如美國，權力為全體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權也已大大縮水。君主必須将全部的立法權交給議會，部分的行政權交給內閣總理（首相）。雖然內閣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須在議會制定的憲法和法律的制約下行使權力。”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權力日漸縮小，直至沒有，成為一個象征，而由首相來履行君權，其實質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樣？”

容闳：“然，此即從實君立憲過渡至虛君立憲。”

王闿運不以為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麽到了你這，感覺就要變天了？！”

容闳反唇相譏：“秦制者，‘廢封建、立郡縣’也。既已無封建之制，王壬秋（王闿運）你又何苦死守這封建之學？”

說着，指向王闿運面前案幾上擺着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學經典中唯一由孔子親自操刀的原創作品，記載了從魯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歷史，卻被視為“經”而不是“史”，蓋因後世儒家深信其字裏行間蘊藏着孔子的愛憎褒貶（比如何時用“弑”何時用“誅”），領會了這些遣詞造句的細微差別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張。

但問題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麽世風日下，比起戰國，很大程度上還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體制——封土建國。

劃定疆域叫“封”，指定諸侯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周天子（上天之子）是整個天下的族長，與正妻所生第一子為“嫡長子”，繼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餘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諸子（庶子）将被分封到各地，成為國君（諸侯），比如第一任晉國國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兒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諸侯必須将封地繼續分封，其嫡長子繼承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發到各處“采邑”，稱之為“大夫”。大夫按照同樣的原則，分給其次子和庶子各處“食田”，稱之為“士”。士沒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禮定好等級，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樂融融，家有兒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劇，百尺竿頭向上爬從來都是中國人堅定不移的人生追求。于是，諸侯觊觎天子之位，大夫圖謀搞垮國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戰國的主題曲。繼楚國率先稱王（周禮天子以下，只能稱“公侯伯子男”五爵），韓趙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晉國……

經常夢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為君不君臣不臣，諸侯個個尾大不掉，視破壞周禮為人生一大樂趣（八佾舞于庭）。

當修複制度無望時，孔子決定曲線救國，提出了“仁”。根據血緣關系的親疏，有梯度地愛你周圍的人。先愛父母，再愛兄弟，輻射開來，此即為仁。

如果說仁愛觀是周禮的文化闡釋，《春秋》就是周禮的課後練習。

但問題是再怎麽練習也架不住秦國的暴力。統一六國後，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規範了君主對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縣兩級行政區劃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續至清。

因此，容闳的諷刺的确很難反駁——春秋都沒了，你還研究什麽《春秋》啊？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闿運也不是吃素的，當場普及歷史常識：“東漢的《輕侮法》規定，如果父親受到侮辱，當兒子的殺了侮辱他父親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陽求就是因為殺了一個侮辱他母親的郡吏全家，才被推舉為孝廉。嘉許血親複仇，主張原心推罪（根據事實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時的心理。動機邪惡，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于善良犯下的罪行，則從輕發落），乃是《春秋》裏的大義，我看一直繼承得很好嘛。”

的确，始皇再威武，斬不斷風俗。秦相李斯，揮舞着韓非的智慧之劍，教嬴政以勢立威，以術馭臣，再用嚴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祿利誘，驅使萬民如驅牛羊，不耕則戰，戰罷又耕，由是并吞天下，包舉宇內。

然後一個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賈誼曰：“不施仁義。”

翻譯成白話文：“人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

于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訓，煞費苦心地糅合儒法兩家，正是想兼顧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當然，這種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對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畢竟種下了一顆充滿可能的種子。

這才有了孟子的“民貴君輕”和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再恨儒家的人也無法否認貫穿其中充滿誠意的民本思想。

可惜，先賢的偉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孫敗掉。先秦儒家從未提過“三綱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貨，在孔子那兒，忠是有條件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衆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對冤家。儒家講德治，法家講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罰；儒家恥于言利，法家大談利己；儒家對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對人性充滿絕望。

韓非在《五蠹》裏把儒者歸為社會的蛀蟲。李斯變本加厲，直接着手操作焚書和坑儒。

于是，許多對人治傳統深懷不滿的人推崇《大秦帝國》，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鸠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滅，中國早就實現民主法治了。

其實，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愛（一視同仁的愛）和利他主義雖然過于理想，卻是這個民族的血液中最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于法治，在于君主集立法和司法于一身，而又淩駕于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銳地看到，在中國，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說（法家），有些事可以說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兩者結合到一起不就OK了？

當然，标簽還是得貼儒家的，體制外給信心嘛！

其實，董仲舒最大的理論貢獻是“天人感應”。

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進別人呼出的氣，你吃下去的東西排出後化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體循環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傾力打造“天人感應”的主要目的是幫君主建立起“君權神授，不可動搖”的神話。你為什麽有喜怒哀樂啊？因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體為什麽有五髒啊？因為大自然有五行——沒轍，封建迷信害死人，漢朝草民就信這個。董老師發揮演繹一下，指導你感應進而順應，就是讓你在對天頂禮膜拜的同時，對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與自然完美結合，誰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災害時下個罪己诏，用“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後該幹嘛繼續幹嘛。

三年目不窺園，董老師最大的收獲是把“六經注我”練到了家。

《春秋》開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尋常的時間記載，但在董老師看來，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于“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順序，“正”次于“王”，“王”又次于“春”。為什麽？

因為春是季節，天之所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這句話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見，漢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識形态已從法家轉型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從一陰（法）一陽（儒）兩個方面為君主集權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務，春秋時貴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齊放的美好情景從此一去不複返。

當然你會問，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兩家，咋瞬間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師是502膠？

事實上，作為一介儒生，言必稱《春秋》的董仲舒還是希望漢武帝能夠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審判也自他始。但問題是，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激進還是保守，德治還是法治，一旦走入專制權力，最終只會變成同一個樣子。

兩千年歷史告訴我們，是權力選擇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權力。

于是，一幅吊詭的畫面呈現在世人眼前。

《世說新語》記載了一則大儒範宣兒時的窘事。範同學八歲那年在後園挑菜，不小心弄傷了手指，當即號啕大哭起來。有記者自作多情地采訪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誰知範宣當場正色道：“我不是因為疼才哭的，而是因為想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有絲毫損傷’的祖訓！”

這條祖訓是《孝經》的中心思想。僞書《孝經》是後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寫的，将“孝”發揮到了變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較正常，主要是用來論證“仁”的。在他看來，孝（敬愛父母）和悌（友愛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證自明的情感，而将這種對親人的愛推及到朋友乃至衆生，就是“仁愛”。

問題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這麽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經》的高度。

當所有人都被《孝經》洗腦後（以滿清入關時漢人“留發不留頭”達到頂峰），律法卻故意和“身體發膚”作對，陸續出爐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閹割）等獨具匠心的體罰手段，力圖從生理和心理兩方面徹底擊潰犯罪分子，使其在鄉黨面前擡不起頭，從此自絕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侶一樣，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詭異地纏繞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虛的，是民間基礎；忠君（法家）是實的，是最終目的。為了使父權轉化為君權，歷代統治者無不标榜“聖朝以孝治天下”。畢竟，先聖們早就做過社會調查了：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春秋大義

這筆文化爛賬，王闿運門兒清。他避實就虛道：“‘修身（士）、齊家（大夫）、治國（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确實處處比照周禮的封建之制。周禮有何不好？一個天子，多個諸侯，看似等級分明，實則天下是一個松散的‘聯邦’，遠較後世郡縣制民主。董子之後，一經三傳（《春秋》和對其最經典的三部解釋《公羊傳》《榖梁傳》和《左傳》）地位愈隆，周禮的賢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響着廟堂。皇帝每遇事不決，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聖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闳：“周禮好不好姑且不論。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壞，就更要審視一下這本傳之後世奉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闿運：“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義，裁定正邪，萬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審視？有何必要立憲？《春秋》就是我華夏之憲法！”

半晌未言的張裕钊突然發話：“這倒不假。漢景帝時，窦太後偏愛景帝之弟梁王劉武，欲立其為儲君。袁盎明确反對，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對宋宣公的責備。”

王闿運見有人幫腔，頗為得意：“宋宣公死前沒有遵循周禮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傳給了他的弟弟，後來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懷感念，把位子又還給了宣公的兒子，即宋殇公。殇公即位後，穆公之子子馮不服，起而争之。宋國之亂，自此延續五代不絕。《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認為‘宋之禍宣公為之’。而窦太後也被袁盎說動，打消了立梁王為儲的念頭。”

薛福成遲疑道：“如果我沒記錯，‘宋之禍宣公為之’語出《公羊傳》。而《左傳》的立場則相反，認為宋宣公‘知人’。”

王闿運的确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滿宋宣公的做法卻是事實（顯然《春秋》除了喜歡吓唬亂臣賊子，更好吹毛求疵、責備賢者）。

黎庶昌顯然站在容闳這邊：“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論。鄭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卻只有一句‘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在鄢地打敗了段），愛憎褒貶，并不明顯，以至于‘三傳’便各主其說，後世更是歧說紛呈。”

容闳接過話頭：“想從《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義，何異于緣木求魚？那些在歷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的解讀，同孔子本人并無多少聯系，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鄭玄版的孔子以及孔穎達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卻是活的。時代在變，課題在變，經典也被賦予了種種新義。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義理甚至不惜曲解誤讀的真正動因，恐怕只是為了給不斷翻新的權力體系尋找理論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誠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專斷于外’的案例，懲處了好幾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複仇’；想搞妥協？有‘溫柔敦厚，《詩》教也’；想削弱權臣？‘《左傳》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剛好合适。看來《春秋》和三傳真是無所不能啊！”

王闿運不睬黎庶昌，對容闳道：“據我所知，在你容達萌的第二故鄉美國，憲法也是不斷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