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3)

新，修正案疊出啊！”

容闳：“問題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憲法的基本精神‘對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保護’之上，補充說明而非推翻憲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賦予公民攜帶武器的權利，雖可能引發種種治安問題，但由于其符合憲法對人身自由的保護，至今未見後續修正案将其否定。相比于《春秋》的語焉不詳、任人發揮，美國憲法确鑿穩固，在每一個公民的心中神聖不可侵犯。”

容闳還沒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針對政府，且必經國會表決，多數通過後方才生效。而國會又分參議院（精英色彩更濃）和衆議院（平民色彩更濃），議員既有民主黨又有共和黨，制衡之下，避免了獨斷專行；而《春秋》在廟堂上讨論，何時守常經，何時尊權變，彈性空間大不說，最後的定論仍需服從權力。

曾國藩饒有興致道：“你說洋人為什麽鼓搗出憲法這麽個東西？”

容闳：“因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盡相同，但終有一些核心價值是人類所共通的。比如，沒有人願意被殺被搶，沒有人願意被無辜地抓進監獄，這種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隐含了生命權、平等權以及人身自由權。維護自然權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礎上，自由人相約聯盟，達成契約，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管理者，于是有了政府（憲法賦予政府權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為國家機器不能侵犯的個人權利（修正案限制政府權力）。在這種共識共循的社會契約下，憲法和法律不是胡編亂造、生搬硬套，而是對自然法的發現和闡述。”

王闿運：“哼，說得倒好聽！殊不知制度設計得再好，還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實踐中不出纰漏，仍需正心誠意，回歸孔孟之道。歷朝歷代，為治理黃河設立了多少機構？出臺了多少辦法？然而治水官員誰拿防汛當自己家的事？甚至，他們會故意疏忽對河壩的保護，以使其垮得更快，從而領到更多的撥款。可見，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風俗。”

容闳搖了搖頭：“兩千年以降，無論高估人性還是低估人性者，到頭來都失望地發現，人性其實是複雜的。先聖對君子的要求‘慎獨’（在無人監督時謹守道德）并不難，難的是當一群人集結成派，将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義的旗號下，相互鼓噪中還能保持個體的理性和原則。對此，解決之道絕非‘君子不黨’，而是權力制衡和輿論監督。西方歷史上，許多專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開始其統治的。而事實的走向卻是，這種邪惡的權力既腐蝕了人心，又毀滅了良知。”

容闳停了停，一字一頓道：“因此，寧可相信十個惡魔互相制衡，也絕不要輕信一個聖人乾綱獨斷。”

斬釘截鐵的話語在袁世凱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一直到生命的盡頭，他都忘不了容闳說這句話時無比堅毅的眼神。

久未言語的吳汝綸忽然若有所思道：“也許我們真的錯了。”

袁世凱一驚，目光随衆人一起投向了他。

不怕酣睡，只怕永遠也叫不醒的假寐

吳汝綸：“歷史上每一次政權的建立，無不伴随着血腥和殺戮。我國更是在以暴易暴的輪回中掙紮了兩千年。也許，美國的出現代表了一種依靠理論而不是武力協商建國的新模式。這種統治者執政合法性源自契約（憲法）的歷史趨勢恐将無法阻擋。”

曾國藩颔首不語。

薛福成嘆道：“怕只怕百年之後，就算有了憲法，也是一紙空文啊！”

吳汝綸學而不厭：“英式的君主立憲和美式的民主共和在實際運作方面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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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在英國，首相（行政）和議會（立法）的關系更近。選舉方式是兩黨競選議會的席位（選民投票），再由贏得多數席位的政黨選出執政的首相（議員投票）。而在美國，則先由兩黨分別推出本黨總統候選人，在各種演說和辯論後，由選民直選。”

吳汝綸：“兩黨輪執，三權分立，畢竟還是美國走得更遠。”

容闳：“行政（總統）、立法（國會）、司法（法院）三套系統彼此獨立，相互制衡。國會可以立法，但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法律違憲；法院獨立判案，但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總統可以否決國會議案，但國會可以啓動程序彈劾總統……”

王闿運：“荒謬！如此掣肘，成天扯皮，什麽都不要幹了！”

容闳嘆了口氣：“還需要幹什麽呢？在效率和公正之間，我寧願選擇後者。因為前者如同吸食鴉片，雖有一時之快，卻終将付出慘痛的代價。後者循序漸進，通過立法日臻完善，利用輪執消解民怨，避免了政權的動蕩和推倒重來，社會穩步向前，公民日趨理性。”

王闿運：“哼，什麽民主，不過是暴民做主罷了！”

容闳：“的确，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數的暴政’的問題。而在建國之初，傑弗遜（《獨立宣言》作者，第三任美國總統）就頗有預見地看到‘權力由多數人行使而不是由一個人行使，并不能減輕暴政的程度。一百七十三個暴君肯定會和一個暴君一樣富有壓迫性’。”

吳汝綸：“可現實卻是，從總統到平民，無不充滿了對法律的尊重和信賴。除了制度的約束外，應該還有別的原因吧？”

容闳：“有，權利和責任的對等。自由不是無償的，民主更是通過将公共生活的重負壓在每個個體的肩上，挑戰每一個人的心靈和大腦。如果說專制社會給個體提供了一個隐身于群體之中的機會，那麽民主社會則鼓勵每個人成為他自己。因此，民主并不輕松，它強迫你獨立思考——這是一種區別懦夫和勇者的生活方式。”

黎庶昌：“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斷，也就不需要一個宵衣旰食的君主了，可謂兩廂歡喜。”

袁世凱忍不住笑出了聲。

容闳：“事實上，美國的司法權進一步一分為二。法官只管量刑，而認定有罪無罪則交由陪審團的十二個公民來表決。這是每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都必須履行的義務，随機抽選，可謂最好的普法教育。超越了利害關系的審判往往使人盡量做到公正，因為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到被告席上，接受別人的審判。于是我們看到，幾乎每一項推動了社會變革的重大立法，都是從一件微乎其微的小案子開始，上訴到最高法院，直至引起各行各業的參與、全國範圍的讨論。這不是勞民傷財，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進步，從制度到人心。”

王闿運：“讓不懂法的平民靠直覺來斷案，這不是原心推罪是什麽？”

容闳：“關鍵在于誰來‘原’！世宗（雍正）在位時，有一年黃河水清，各地官員紛紛上表頌德。這些折子裏，有兩份在格式上于禮不合，一份是鄂爾泰的，一份是楊名時的。可結果卻是，世宗皇帝原諒了前者，懲罰了後者。由此觀之，沒有公正的執法程序來保障，原心推罪只能是誅心之論，而論心世間無完人啊！”

容闳的勇氣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凱。很多年後，當他回想起兒時這段插曲時，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實，容闳想駁倒王闿運，只需搬出《春秋》的中心思想、寫作初衷，四個字“夷夏之防”即可。

中原地區，尊崇周天子（哪怕是口頭上的），文明程度較高（如齊魯）的國家被稱作“諸夏”；邊遠地區，文明程度較低（如吳楚）的國家被斥為“蠻夷”。

《左傳》也跟着敲邊鼓，用“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謂之夏”定義了“華夏”的概念，以區別夷狄。

是“夷”是“夏”在孔子筆下泾渭分明。《春秋》裏提到吳國時，一般都會說“吳如何如何”，非常輕蔑。但在敘述吳王幫助蔡國伐楚一事時，卻罕見地用了“吳子”的尊稱。《公羊傳》解釋說，改稱“吳子”是因為吳人雖屬蠻夷，但此次出兵卻是替中原（蔡國）分憂，所以要誇上一誇。

更勢利的是，表彰完這次軍事行動後，孔子立馬翻臉不認人，又恢複了對吳王的舊稱“吳”……

由此不難想見《春秋》在清朝的尴尬。即使文官集團對“華夷之辨”三緘其口，異族統治的心結還是頑固地纏繞在帝王的心頭。而容闳等人在曾國藩面前絕口不提這茬，也是彼此默認的避禍之道。

其實，帳下人才濟濟，容闳所論，曾國藩又何嘗不知？可惜，理論上的無懈可擊在神州這片波雲詭谲的大地上往往意味着處處碰壁。晚清轉型之難不單體現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一個更大的障礙是，帶領衆人（還各打各的算盤）完成這項浩瀚工程的是一個先保自己再顧滿族最後才考慮國家的婦人。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容闳思想中确有全盤西化的傾向，但不能因此就說人是帶路黨。畢竟其回國後辭去了在海關收入豐厚的工作，苦思救國之道。

誠然，他的某些主張确實過于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書生氣。這個民族實用理性了幾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徑，其結果卻是整個國家一直在走彎路。

《論語》擺出一條條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訓，憑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啓超看來完全是“只知當如是，而無術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政治道德化為清朝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德藝雙馨的影帝，時不時深情地仰望星空，表演可圈可點，就是跟斯坦尼拉夫斯基放在一起也毫不遜色。然而，他們到底制定和執行了哪些政策，百姓一無所知。

同樣喜歡仰望星空的還有康德。這個對歐洲影響極大的哲學家認為有兩件事讓他越想越覺得神奇，充滿敬畏，一個是頭頂的星空，一個是心裏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這麽一個把人性解剖到極致、對倫理學研究極深的人，也從不寄希望于人類能夠通過提升道德來實現天下大治。畢竟草民君主，皆懷私心，康德認為唯有憲政和民主才會迫使他們彼此制約，難以作惡。

當然你會說，人畢竟是感情動物，通過文化來正面引導不是更好嗎？的确，宋朝的小孩在聽評書時，聽到劉備敗了便“頻蹙眉”，聽到曹操敗了則“喜唱快”，貌似愛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數人很少能夠獨立思考，他們更樂于接受現成的答案。”

悲劇的是，這些答案往往是錯的，至少是偏頗的。一個天天看《非誠勿擾》的人還會相信中國女人不拜金嗎？但現實中愛情至上的女人并非沒有。

這也是被錯誤答案給坑了。

在一個槍稿軟文滿天飛的時代，引導之難在于引導者會出于自身利益刻意将受衆引上歧路。

女人對鑽石的喜愛和對其他奢侈品一樣，她們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需要別人告知。于是，廣告中的明星不厭其煩地引導說你需要鑽石，哪怕傾盡家財也要擁有，因為它意味着天長地久。

引導之難更體現在人性深處的欲望。如果做愛沒有一種讓人爽到飛的感覺，誰會樂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沒有了繁殖的沖動，人類不過是地球上衆多絕種生物中的一種罷了。

對同類的恻隐之心使人類超越了獸性，但欲望又将他們打回了原形。人性之複雜端賴于此。

文化依靠制度保障，制度需要文化促進。西漢的路溫舒曾在《尚德緩刑書》中提出過一個非常前衛的觀點：言論，即便是胡說八道、诽謗朝廷，發言者也不應該被定罪。因為只有在寬松的言論環境下，真知灼見才有面世的機會。

由于辭藻過于華麗（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诽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此文還光榮入選《古文觀止》。

早在漢朝，路溫舒就開始探讨言論自由的問題，又比西方早了兩千年。

可惜，兩萬年都沒用。對一個政府，不要看它說了什麽，要看它做了什麽。沒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來，再美的文化也不過如流星般一閃而過。

言論自由得以在美國實現源于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長期衆口難調的文化氛圍又使美國人達成了“中性原則”的共識，即只要是一個人就有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這和他是好人壞人沒有關系，和表達出來的東西是真理還是謬論也毫不相幹。

于是，一種默契建立了起來：自由的前提是不傷害他人的自由。

這種制度與文化的良性互動在古代中國幾不可見。其實，穩若磐石的體制或許對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意義重大，但并非不二選擇。

中國文化的模糊性體現在象形的漢字裏，西方文明的邏輯性體現在排列組合的字母中。幾千年來，文化的可能性被咂摸透了，卻仍未推導出有實質進步的制度。容闳敏銳地看到，再拖下去不過是将今天的問題留給子孫，多幾代人受罪而已。變，已成定局，無可阻逆。

這場讨論在袁世凱幼小的心中投射下了什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輕輕振動了它的翅膀。

只要努力，沒有什麽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後，袁保慶發現，袁世凱對讀書根本不感興趣，幫他處理起公務來倒是得心應手。

在揚州拜會退休的前雲貴總督張亮基時，袁世凱的機敏深受其喜愛。

張亮基做了一個後來讓他悔恨不已的決定：留下袁世凱，同自己的兒子一起讀書。

袁保慶同意了。

張亮基聘請的名師叫王伯恭。于是，在王老師悠久的教學生涯裏，第一次領略了什麽叫霸氣外露。

本來，王伯恭布置的課後作業題目很和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知第二天收作業時，映入眼簾的卻是殺氣騰騰的文字：東西二洋，歐亞二洲，只手擎之不為重，吾将舉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猶将深入。堯舜假仁，湯武假義，此心薄之而不為（五四先聲？）。吾将強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闕下，有不從者殺無赦。

王伯恭震驚了，登時許劭附體，針對袁世凱發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評：不以殺伐定國，就以殺伐亂世。

袁世凱見王伯恭對他有了成見，愈發不想讀書，找到張家一個親戚，和他打賭比食量，輸者給錢。

袁世凱一口氣吃了十個饅頭、二十個雞蛋。對方認輸，但不願付錢。大頭不依，硬逼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結果導致其大病一場。

袁世凱還覺得不過瘾，索性唆使張亮基的兒子偷了家裏的錢一起去嫖娼。

張亮基發現後，把袁世凱趕回了南京。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煩了。

秦淮河、莫愁湖，這些酸腐文人們歡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場所袁世凱一般都是拉幫結夥騎馬閑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韻律，寫些豪氣四溢的打油詩：我今獨上雨花臺，萬古英雄付劫灰。

謂是孫策破劉處，相傳梅銷屯兵來。

大江滾滾向東去，寸心郁郁何時開。

只等羽毛一豐滿，飛下九天拯鴻哀。

雖無韻味，但粗砺之中英雄之态畢露。十二歲的袁世凱未必明确人生的目标，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想當人，只想當神。

1873年，袁保慶因患霍亂，在鹽法道任上去世。治喪委員會中，兩個重量級的人物走到了臺前——淮軍名将劉銘傳和吳長慶。

當年吳長慶他爸在安徽廬江辦團練，被太平軍包圍，生死懸于一線。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鄰近的淮北鎮壓撚軍，吳長慶缒城而出，單槍匹馬去求援。

誰料袁甲三長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慶倒是力主救援，數日議論不絕，廬江城破，吳父敗死。吳長慶痛感袁保恒顧己不顧人，與之絕交。對袁保慶卻感激不盡，與之結義，交情日深。

袁保慶死時，官居從一品提督的吳長慶早已為淮軍打造了一支勁旅，名為慶軍。

在長輩的幫襯下，十四歲的袁世凱辦完喪事，同養母牛氏扶柩還鄉。

一年後，生父袁保中的死給袁世凱帶來更為沉重的打擊，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鄉省親，認定世凱是可造之材，将他帶在身邊悉心指點，大頭的童年鐵定悲催了。

1876年（光緒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凱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随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恒與任內閣中書（內閣大學士的屬官）的弟弟袁保齡共同擔負起“世”字輩的教育責任。

盡管師資隊伍堪比乾元國學班，袁世凱花在研究兵書上的時間還是遠遠超過了讀四書五經。不僅如此，關心國家大事的他還經常寫雜文諷刺時弊，顯然是受了容闳的影響。

袁保齡給多動而勤奮的袁世凱下了“中上美材”的評語，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時事”，一直帶在身邊幫他上傳下達。

袁世凱思維敏捷，逐漸對官場的游戲規則了然于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卻給侄兒敲響了警鐘，指出他性格上的弱點：思慮太多，防患太深，日後遇大事恐難立斷。

袁保恒的眼光是極準的。他曾痛心于《南京條約》簽訂時，清朝官員連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綢缪地建議清廷在臺灣設置巡撫，并得到采納。

然而，袁世凱究竟善謀還是善斷，仍言之過早。

十七歲那年，大頭回老家參加鄉試（此前已花錢捐了監生，跳過考秀才這關）。名落孫山的結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丢人，畢竟舉人考了一輩子的大有人在。不過你非要跟十六歲就中舉的梁啓超比，人生還是挺幻滅的。

鑒于古代交通落後，回趟家比較折騰，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決了也算不枉此行。于是，陳州大戶人家的于氏成了袁世凱的發妻，後來為他生下著名禍根袁克定。

于氏雖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禮數。頭幾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着紅色繡花緞帶進出，袁世凱還跟她開玩笑，說穿得像“馬班子（妓女）”。

于氏覺得受到嘲弄，反擊說：“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凱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為這句話，夫妻反目，感情日漸冷淡。

完婚後，袁世凱赴京繼續攻讀。

行屍走肉

學海無涯的生活也曾讓大頭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場謀個飯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恒嚴厲制止。在堂叔的言傳身教下，大頭獵取功名的志向日漸高漲。

鏡頭中的大頭以各種姿勢在各種場合專心苦讀，直到光緒三年（1877）的到來，快速剪輯戛然而止。

史稱“千古奇災”的“丁戊奇荒”爆發了。

饑荒持續四年，囊括五省，波及億人，死亡千萬。

歷來災荒，至次年夏收前達到高潮。赤地千裏的河南屬于重災區，人相食是必備曲目。據大頭家信上記載，人肉明碼标價，二十八文一斤。

饑民們扶老攜幼，組團逃荒。結果跑到陝西，發現同樣無以為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輾轉流徙之中，凍餓交加，死屍盈路。

作為河南籍的官員，袁保恒被任命為幫辦赈災大臣，赴河南赈災，袁世凱随行。

随行的結果是大開眼界。各州縣官要麽遇災不報，要麽借口赈災加重科派。碰到幾座敷衍了事設的粥廠你也不要過于興奮，鍋裏熬着的永遠是清湯寡水。

這要擱清宮戲裏，沒準劉統勳大人還能從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頭落地”斬殺幾個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電視劇，是比《隔山有眼》還血腥的B級片。袁世凱看到，災難打開了人心深處的潘多拉魔盒，天災很快演變為人禍。

一群婦女占領了一個大戶人家，在裏面生火做飯，吃個精光後又轉戰下一家。男人們見效果不錯，紛紛組團，挨村搶糧。一個知府因此被就地罷免，下面的知縣維穩壓力陡增，為保頂戴，只好将為首的“暴民”抓起來關進籠子裏活活餓死。

一個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為當地四十個村的首領，曾率領衆人抵抗太平軍。此刻，他又被推舉出來，饑餓難當的村民希望他能帶頭造反。丘同學拒絕後逃跑了，憤怒的村民像“憤怒的小鳥”一樣沖進他家，殺死了六個家屬。

在這片絕望的廢土之上，還行走着一個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後來創辦了山西大學堂，活躍于晚清政要之間，被清政府賜予一品頂戴。

此時的他從太原出發，邊走邊看，越走越慘，為我們忠實記錄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納努克》還鮮活的第一手資料：1月29日（1878），太原以南140裏：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碰到了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着已經死去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擡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最後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裏。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裏：

随處可見肥胖的野兔和狐貍，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麽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裏：

碰到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種軟的石塊，像做石筆的那種材料，磨成細粉後賣出，每斤三文錢。摻上點兒雜糧和樹根，可以做成餅。我嘗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實上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這種東西，許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繼死去。他們都是煤礦工人。第一個被葬在兩個缸裏，一個裝上半身，一個裝下半身。七天後，另一個也死了，卻再也沒有缸了，屍體被放在地上。第三個非常虛弱，當我們給他埋屍體的錢時，他都下不來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裏：

在洪洞縣，我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人的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另一邊是一堆女屍，她們的衣服都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不遠處，男屍和女屍被分別扔進了兩個挖好的大坑。

在這個地區，路邊的樹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剝去吃掉了，漫漫長路一片慘白。我們路過的許多房子沒有門窗，因為都被當做木柴賣掉了。廚房裏的鍋碗瓢盆沒有動，只是因為不能變現成錢。主人已經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裏：

今天只見到七個人，都是男的。這很好解釋：我們每天都碰到滿載婦女去外地販賣的大車。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帶着武器自衛，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樣。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帶着閃閃發光的劍，有的則背着已經生鏽的刀。這正是他們悲慘處境的寫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斷有反動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勸他率領大家去搶大戶，抵抗來自官府的鎮壓。

百姓洋人官的游戲的确是現實最好的縮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環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帶着兩千兩白銀拜訪山西巡撫曾國荃，提出要赈濟災民。曾國荃對他懷有戒心，處處設防，氣得李提摩太在日記中吐槽道：如果中國政府不那麽自負，聲稱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從野蠻的西方人那裏學不到任何東西，數以百萬人應當能夠得到拯救。

憤怒沒有使李提摩太變成阿拉伯的勞倫斯，而是默默地開展自己的本職工作——傳福音。

幾周前還流傳着關于天主教誘拐小孩的謠言似乎一夜之間銷聲匿跡，一幫生下來就給佛祖磕頭的村民争相砸爛了家裏的佛像，改信上帝。

獨裁的藝術

袁保恒開始同情因赈荒不力而被罷免的前任河南巡撫。

允諾撥給的錢糧遲遲不到位，每提出一筆籌款都要專門拜折請求，曠日持久的“部議”後還得看戶部書吏的臉色，好不容易批準了一筆等不到發放災民早就不知死了幾撥人，你叫我怎麽赈荒才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勸他推掉這費力不讨好的活，袁保恒凜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豈以艱危所阻？”

袁世凱清楚地記得，那天，堂叔以莊嚴的形式對天起誓說：“倘保恒玩視赈務，有款不思力籌，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í）之。”

袁世凱清楚地看到，堂叔确實鞠躬盡瘁了。作為赈災的幫辦，比總辦河道總督李鶴年還盡心。他輾轉奔波，多方籌措，見動員富人捐輸已無人響應，便以個人名譽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貸，卻仍所獲無幾。

各地粥廠請求接濟的公函堆積如山，袁保恒無言以答，終日枯坐，三個月裏，眠食俱廢。

袁世凱不禁想問：如此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若神明仍要殛（殺）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風，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開封的赈務公所。

對于這種兢兢業業死在任上的勞動模範，政府當然不會放棄樹典型的機會。“文誠”的谥號不可謂不尊。

有清一代，“文正”為文臣最高谥號，只有曾國藩、劉統勳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鴻章、林則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張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爾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誠（丁寶桢）等也都根據其生前事功（如谥文端的一般是理學名臣）嚴格論給。

總之就是倆字：稀缺。沒當過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樣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憑借舉人的身份撈到一個文襄。

然而，對現實感極強的袁世凱而言，文什麽都不過是文過飾非。

他徹底心涼了。

接連失去養父、生父和叔父，再堅強的人也拔涼拔涼了。

赈災五個月，袁保恒廉潔奉公，自己和随從的餐旅費均從俸祿中支取，未敢動一文赈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則沒能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任何官員的準則。

自古赈災有多黑，現在的國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凱在基層看到的，卻是一幅遠比貪墨赈款更為複雜，更令人絕望的畫面。

晚清沒有非政府組織，像李提摩太這樣漂在中國實心救人順便傳教的牧師還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憤青所言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不好說，但人都要餓死了，你草菅別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義”，這不是愛國者是愛國賊。

時任河南學政的瞿鴻禨就上奏朝廷，指責洋人熱心赈災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機收買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練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後，立刻指示受災各省，如遇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準洋人逗留，更不許涉足赈務。開封市民還自覺張貼告示，聲稱“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義正詞嚴地綁架你愛國。

且慢嘲笑這自上而下腦殘加自殘的舉動，它是有其內在邏輯的。

作為一個部門主管，當他面臨團隊成員的信任危機時，最好的辦法便是塑造一個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敵——當有危險逼近時，人類總是容易盡釋前嫌攜手與共。

哈耶克也持同樣觀點：把“我們”和“他們”對立起來，是将群體步調一致地團結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于制造敵人和營造緊張氣氛，是每個立志成為傑出獨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課。

于是，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卻沒有激起大規模的民變，傳教士的“轉移視線”功不可沒。

鐵打的倉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煉獄般的慘象。

在袁寨長大的袁世凱從未如此真切地耳聞目睹底層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驅馳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凍裂，毫無懈意，參佐袁保恒辦理赈務。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後事、交接公務的重擔全部落到了不滿二十歲的袁世凱身上。

出色的表現感動了新任的河南巡撫徐宗瀛，他決定按月發給袁世凱三十兩銀子作為薪資，卻被大頭拒絕了。

“先叔辦理赈務，自備斧資，未支公帑，今于身後背之，可乎？”袁世凱那雙圓圓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誠讓徐宗瀛感佩交加。

詩言志。

“不受金錢不受名，大權在手世人軟。”大頭的詩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麽。

世間求官之人多如過江之鲫，官場上的人情練達袁世凱早已谙熟。也正因看透，他從不指望下面的官員胥吏能實心放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