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4)
寧可自己勞碌奔波，将錢糧親手送到可靠的士紳府上。
而士紳，這個向來被視為官民之間緩沖帶的階層也正在淪陷。袁世凱親眼看到，一個家有良田五百畝的地主想低價抛售土地以換取糧食，找了好幾個買主，出價都低得近乎白送。絕望之餘，他在全家人吃的飯裏放了砒霜。
袁世凱不斷問自己：為什麽？
他瞥見了路邊的糧倉，那是政府設在各地的官倉。
自古糧倉系國脈，可眼前這些糧倉，還有幾座能承擔起救濟災民的重任？倒賣官糧早已司空見慣，碩鼠們為補虧空，在餘糧中摻沙子摻石灰；為應付檢查，又将糧倉改造成瞞天過海的“夾心倉”。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題；逐利，一切無所不用其極。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遺棄，自生自滅，永無救贖的可能。
于是，全民逐利，全民焦慮，萬物擾心，心智俱滅。
以陝西糧道為例。該廳局級每年花在請客送禮上的銀子大約五萬兩，而進項卻達六萬兩，這意味着有一萬兩可以中飽私囊。
依法收糧肯定不會有這麽大筆橫財，但中國歷來有法制無法治。于是，無法無天的衙役在收糧時總會變着法兒的多收，簡稱“浮收”。
關于浮收，蘇州府常熟縣的一塊石碑上有詳細的記載，花樣繁多，令人叫絕。國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殘害同類時才會被發揮到極致。
這些專業性很強的技術活有：淋尖、踢斛（hú）、側拖、虛推……
以“淋尖”“踢斛”為例，當你交糧時，要把糧食倒進官府準備好的斛裏。你倒着倒着，最後肯定有一部分超過斛口吧？超過斛口就呈尖錐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衙役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準斛猛踢一腳！此時超出斛口的谷粒就會震落到地上。當你慌忙去撿時，衙役會大聲叫喊：“別撿，那是損耗！”
由于常年幹這個，衙役都輕車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筆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稅漏稅？那是不可能的，這玩意兒從古至今都是富人的專利。針對個把實在窮得叮當響以至交不起糧的“刁民”，有知縣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損招：将欠糧作為衙役的工資，拿着白條去收租，充分調動衙役的工作積極性。
真可謂同為專制奴，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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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鏡頭切回來時，畫面中的袁世凱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靈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離去，落暮寒鴉平添了幾分秋意。孝服寬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凱的雙眼，卻遮不住他心底的萬千疑問。
值嗎？
堂叔的遺像滿臉滄桑，卻永遠無法回答袁世凱的問題了。
袁保恒無疑是個好官，但好官的标準又是什麽？
結果正義？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問手段。問題是如果沒有原則，底線一退再退，誰又能保證自己不打着正義的旗號謀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員最終锒铛入獄？
程序正義？劣幣天天驅逐良幣的官場從來與該詞絕緣。在中國，有時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為了破壞它，每個人都一邊咒罵一邊百舸争流地挑戰着既定規則。
對袁保恒來說，上報朝廷，下濟萬民就是好官。可這滿人的朝廷當真值得一報？
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論如何處置滿人所蓄漢奴逃跑的問題，漢官趙開心主張寬仁，順治當場發飙：“謀國不忠，莫此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這種先進武器屬于八旗軍專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鑄造。
政治高壓使百官噤若寒蟬、渾渾噩噩，寧可阿彌陀佛，絕不冒犯天顏。
一直到曾國藩這代，閉着眼睛混不過去了。身處一線，戰争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一句“孔子不會打洋槍”讓儒生們無言以對。
外部的壓力促使權力從滿人轉移到漢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誰都清楚這只是權宜之計。
滿族統治者從不代表漢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問題是它連普通滿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為不準經商的規定，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被活活餓死的旗人不知凡幾。
而指望根本沒有國家概念的親貴們代表國家利益就更不現實了。
總而言之，是“三個不代表”。
攤上這樣的國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凱發現，中國農民的生活似乎已經凝固了上千年，農具是世代相傳的犁耙，衣服是家紡的土布。住宅則一律由泥土築成，鋪上一層高粱稈抹上泥漿就算是屋頂。
而當你采訪那個滿臉憨直的農民，問他的人生理想時，他會告訴你：像皇帝一樣每天都有大餅吃，吃飽了就休息……
不是順民便是暴民，就是沒有勇于承擔責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規律、思維方式固化在每一個基因的堿基對當中，不願妥協、拒絕雙贏讓歷史只有成王敗寇一種軌跡，政治文明制度建設則裹足不前。
當張獻忠得知李自成稱帝時，立刻在四川大開殺戒，其行為邏輯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穩。于是，一個個充滿了小聰明的中國人組成了一個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悶雷轟鳴，震得袁世凱微微揚起了頭。
臉色依舊陰沉。
外面傳來“下雨了”的人聲，興奮中透着驚詫。
秋風秋雨愁煞人，此刻帶來的卻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悅。袁世凱緩緩起身，踱至門前。
大雨濺起的泥水阻擋不住人們的熱情。戲水的兒童，跪謝上蒼的老人，喜極而泣的婦女……
而同時，他們又是失去親人的孤兒、鳏寡和遺孀。
遙遠的時空，隐隐傳來陶淵明的歌聲：“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死去的人們啊，早早安息吧，因為親人的悲痛也不會持續太久。活在中國，是一種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難也只能化為前行的動力，畢竟生活還要繼續。
草民或許不懂那些高深莫測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裝着一個書名：《活着》。
而從全知視角看，那些懷揣着自私與虛僞，在荒漠中自相殘殺的人們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憐！
雨水模糊了袁世凱的雙眼，眼前出現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畫面：一個知縣，把鎖鏈戴在手腕和腳踝上，步履艱難地穿過縣城，去城郊的龍王廟求雨。龐大的人群默然無聲地跟在他後面，每個人的頭上都戴着柳條帽；一個二十出頭的少婦乘坐渡船，猶豫着要不要把懷裏的嬰兒扔進河裏。最終還是母愛占了上風，她神色悲苦地将嬰兒緊緊摟住；幾天後，又是這個女人，在一個婦女買賣市場。買主都是從災情較輕的地方來的男人，對“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帶孩子。女人被一個光棍相中，喂完最後一次奶，難舍難分地擱下了孩子……
餓殍千裏。
慘象，使袁世凱目不忍視。狂風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淚。
亡了清廷，給人民一個交代
腳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從未中斷過的文明，即使強大到讓整個世界都顫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動其文化根基。然而，這一切的代價是它的苦難從未中斷。
一個國家，最為深重的苦難莫過于易子相食，但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樣的人倫悲劇卻屢見不鮮到讓國人可以視生死如兒戲。
緊閉的雙眼終于屏蔽了幻覺，袁世凱的耳邊又蕩漾起幻聽。
在這片法度淩夷道德淪喪理想崩潰真愛無蹤的大地上，祈禱已是惘然。每個人，每條生靈，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叢林法則的指引下，汲汲于争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許幸福。
反抗、吶喊、諷刺、詛咒都已徒勞，罪惡的體制造就了罪惡的虛無。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樣，你越是掙紮越是淪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對正義和良知的信心，簡直就是你的靈魂——如果還有的話。
你曾經如此堅信光明，正如你現在如此篤信黑暗。
千古一夜。
黑暗的時代是漫長的，當我們極目遠眺，會因為那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黑夜而沮喪絕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歲月，用無數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點一點地填充。
堆砌的過程中，大人無德、中人無恥、小人無賴。各種荒誕不經的劇目每天都在上演，每個人既是災難的制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裏？
袁世凱伸出手去，舉過頭頂。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鳴。
“大野龍方蟄（蟄伏），中原鹿正肥。”（作于十三歲）
“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作于十四歲）
如果你覺得反意森然，那是因為不了解大頭。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于一個由異族統治，上層故步自封中層百般漁利下層愚昧無知，根本無法達成任何共識的君主專制國平穩過渡到民主共和國，何異于癡人說夢？
即使清廷出于維穩壓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頒的法令也只會淪為官員盤剝民衆的新式武器，從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賄越多”的怪圈之中。
內憂外患下，最壞的結果是爆發革命。從湯武革命開始，中國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設。
托爾斯泰評價血流成河的法國大革命時說：“它宣告了無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訴諸暴力，便都成了謊言。”
自由的口號成了殺人的理由，專制的暴政變為革命的暴政。
怎樣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劍封喉地殺死清廷，締造共和？
頂層亡清。
當這四個字在袁世凱腦海中閃現時，一道閃電劃破了黑雲籠罩的天空。
他微微顫抖，胸口起伏，直至放聲大笑！
袁世凱，先知看到的，你看到了。先知做不到的，你替他們先行。你說過，要是你手上有十萬精兵，便可橫行天下。我知道你不想立言只願立功，你的志向是“萬裏江山眼底橫”。
然而，這畢竟是一臺人類有史以來最為龐大且黑暗的政治機器。“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幹雲霄”（作于十二歲），怎麽辦？
黑洞吸納一切，将萬物碾成齑（激）粉。我卻要與黑洞同黑，融為一體。在遵循其運作邏輯，從內部窺測到全貌，纖毫畢現後瞄準破綻，一擊斃命！
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門，用大頭後來的話說，類似于拔樹：專用猛力，拔不出樹根；過分去扭，樹根又會折斷。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把樹根的泥土松動後，不必用大力氣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樹，還是兩百多年的老樹，拔起來不容易。鬧革命，都是些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鬧君主立憲的懂得拔樹卻沒有力氣，我今天忽進忽退，就是在搖撼大樹，等到泥土松動，自然會被拔出來。
雨停了，雲開見日。
陽光把袁世凱的臉龐映得緋紅，他終于明白，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無黑暗的時刻，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無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
轉身時，目光又和堂叔相遇。
四目相對中，靜谧被隐隐傳來的吟唱聲打破：為什麽要苦苦去挽救黃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取大澤與長江，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與其窮追蒼茫的暮景，
埋沒在紫霭的冷燼。
何不回身揮杖，
迎面奔向新綻的旭陽？
“求官建功，拯救天下”。這是袁家陳陳相因的祖訓，而直到袁世凱的出現，才被賦予了新義。
“以殺止殺，而殺殺人者，殺即止矣。”（作于十六歲）
殺人者，滿清也。
死者的名單，罄竹難書！
孫承宗、史可法、張煌言、劉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陳子龍、夏完淳、黃道周、李定國……
在明末所有名将裏，只有李定國的軍隊敢和八旗鐵騎打野戰；只有李定國擊破了“女真滿萬不可敵”的神話；只有李定國能一條道走到黑，在崇祯吊死煤山二十年後還同滿清纏鬥。
南明“監國”無數，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雲，只要李定國還有一口氣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戰至山窮水盡的李定國最終死在了中緬邊境，臨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若明祚未絕，乞賜軍馬無災，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數已盡，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
每每讀此，袁世凱都熱淚盈眶。
然而，在一個目力所及皆是蹒跚學步的鵝的國家，當英雄，代價何其高昂。
災難降臨時，只有跪下來順服的，沒有站起來抗争的；災難過去後，只有站起來控訴的，沒有跪下來忏悔的。
英雄，不死于殉道即死于獻祭。
可不當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凱了。
為天下人複仇，既非出于私憤，也無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兒時立下的那個鴻鹄之志：
願流芳百世，毋遺臭萬年。
徐世昌的《燒餅歌》
袁保恒的死意味着中流砥柱的坍塌。
精神大樹倒下後，經濟上，袁家也開始面臨拮據。
袁保齡繼承其兄遺志，回鄉赈災，被朝廷授予三品頂戴，擢為道員。但每月一百兩的俸祿仍不足以負擔整個家族的開支。
于是，按照“保”字輩的人數，袁家分了家。
袁世凱繼承了養父袁保慶的一份遺産——三頃土地和一些積蓄。看似很多，但得養活七八口人，異常艱巨。
生活是一具埋在你家後院的屍體，逃也沒用。
而束手就擒顯然不是袁世凱的風格，他從項城搬到了陳州。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而大頭已經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多少人耄耋之年也未必能活明白，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麽。
裘馬輕狂的袁世凱，脫離了長輩的管束，經常“馳騁郊原，日飲數鬥”，又因慷慨樂施、打抱不平，寒門士子多依附為生，推其為首領。
對袁世凱而言，“金銀散而人心聚”不是權術。散盡家財，結交好友是他內心深處最熱切的渴望。那些一邊表演大方一邊辱罵大頭的僞君子不明白的是，人心都是肉長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能讓一群喜歡內鬥精于算計的中國人對你心服口服、愛戴有加，若沒有《非常嫌疑犯》裏的凱文·史派西的演技，你就實心實意待人以誠吧。
畢竟人情不是一錘子買賣，靠演戲，很快會體力不支的。
兩個文社（麗澤山房、勿欺山房）在袁世凱的資助下建立起來，盛名遠揚，連陳州知府吳重熹都經常到此詩酒流連，将大頭引為至交。
可惜，人生如戲，總在NG。當年秋闱，雄心勃勃的袁世凱再次铩羽而歸。
大頭怒了。
有範進墊底，落榜兩次只是起步價。平心而論，科舉其實很公正。袁世凱閱讀量大，見多識廣，但文字功底不行。風遺塵整理制作。
現實感很強的他決不會像洪秀全那樣三次不中還去考，生生把自己考成一朵奇葩，最終禍亂天下，害人害己。
當你下定決心轉變時，上天都會為你安排一個轉折。
于是，在“火燒詩文”這場戲中，大頭遇到了對他至關重要的一個人。
徐世昌。
老戲骨徐世昌年長袁世凱四歲，活了八十五年，差點能看見八年抗戰取得勝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谙進取退守的節奏，在亂世中若危若安、淩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時人常懷“馮道轉世”之感。
徐世昌對袁世凱影響之深，不下荀彧之于曹操，張良之于劉邦。
初次邂逅，大頭留給徐世昌的印象是“狀貌偉然，殷勤接語”。袁世凱的豪言在邏輯上自洽，在感情上誠懇，深深地打動了徐世昌。
沒有多餘的語言，兩個青年當場結為生死之交。
徐世昌對“頂層亡清”不置可否，卻和盤托出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以曾國藩為“陽”的一端，李鴻章為中點，“陰”的一端虛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極圖。
鹹豐即位之初曾開過一個神仙會，讓列位愛卿讨論“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鹹豐嫌他迂腐，批了個“名雖甚善，實有難行”。
曾國藩比較實在，提出用人有“轉移之道，培養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廢”，鹹豐高興地批了個“切中情事”。
聲稱“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國藩代表了那個時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幾何時，曾國藩也是個血氣方剛、黑白兩分的熱血青年，敢上疏罵皇帝“徒尚文飾”。直到在軍營裏待上幾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銅鍋是鐵。調兵撥饷、察吏選将全靠應酬，不問情勢，有聖旨也沒用，基本屬于“茍無人情，百求罔應”。
且中國人缺乏精确性，“一串錢”的概念永遠不是你預想的“一百文”。在陝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隸是三十三文，從無一定之規。
清亡之後，古城北京開始現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啓钤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
這是記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權威的書，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的幾十頁，所有數字都被改成“若幹”二字。
為什麽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啓钤說：“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诘問起來自己說不清，幹脆都删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實權便落在書吏手中，想寫多少寫多少，隐相欺瞞。
不務實，可乎？
實事求是讓曾國藩出類拔萃，但到底還是難以超越其所處的時代。于是，傳世的文字百萬言，卻終歸跳不出程朱理學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難理解了。
李鴻章則不然。他繼承了老師現實的态度，卻摒棄了過時的教條，乃能輕裝上陣，輾轉騰挪。
在一次由淮軍和戈登的“常勝軍”組成的聯軍攻打蘇州時，李鴻章為減少傷亡，策反了同太平軍守将慕王譚紹光不和的八個将領。在戈登的擔保下，他允諾只要取了譚紹光的首級，開門獻城，則必為八人論功請賞。
可惜，當清軍誘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蘇州時，八個降将和所有太平軍卻被斬殺殆盡，氣得一直被蒙在鼓裏的戈登提着洋槍要找李鴻章算賬。
庚子國變，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奉命北上收拾殘局簽訂條約，臨行前在香港秘密會見了港督蔔力。
李鴻章單刀直入：“英國希望誰做皇帝？”（彼時慈禧已位居八國聯軍開列的戰犯名單之首）
蔔力：“如果光緒皇帝對這件事（拳亂）沒有責任的話，英國不反對由他出來繼續維持統治。”
李鴻章追問：“我聽到一個說法，說要是義和團把北京的各國公使都殺了，列強就将出面幹預，宣布立一個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們會選擇誰？”
停頓了一下，李鴻章盯着蔔力的眼睛，意味深長道：“也許是個漢人？”
一代人辦一代事，亡清的重任還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極圖另一端人選的輪廓，徐世昌已隐隐約約地看到了。
迷路不是沒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事物總是從一個極端發展變化到另一個極端，至陰即陽，至陽即陰，譬如晝夜交替，循環往複。因此也可以說，曾國藩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就是曾國藩，看似相反，實質無二。
大頭還記得第一次見曾國藩時，老頭兒長相拙樸如農夫，身邊一只青藤箱子，長袍上沾着油漬，完全不似一品大員的模樣。
而這正符合袁世凱對他的想象。
權術崇拜早已融入國人的生活，陰謀論成為衡量世相百态的唯一矩尺。人們口耳相傳着關于曾國藩的神話，在書商的推波助瀾下，距離真相越來越遠。
這是一個女生恨不得畢業就嫁入豪門、男生巴不得有內幕消息一夜暴富的投機時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注定學不了曾國藩。
曾氏之學類似巴菲特的投資理念，做長線。曾國藩一輩子都在強調勤與恒（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忘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說無論什麽事，要想做成樣子，必須有兩點，一是規模，一是精熟。而這兩樣，都從勤與恒中來。
當然你會說，這有啥稀奇的？小學思想品德課就天天聽類似的碎碎念。
的确，老曾給的“成功秘笈”知易行難。他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凡全副精神專注一事，終身必有成就”，甚至連“不譏笑人，不晚起”這麽迂直的話都抛出來，就是告訴你在中國這壇大醬缸裏要想排除幹擾矢志不渝，何其之難！
當看到京浙會的小姐都開奔馳上班時，你還能繼續淡定地埋頭做好手上的工作嗎？
世間從來就沒有什麽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如費裏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曾國藩堅信這一點，所以忍耐到底，徐圖自強，不為人言所動。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懷才不遇時，以“耐冷”為要；貧困交加時，以“耐苦”為要；應酬繁多時，以“耐勞”為要；遇到同輩以聲氣得利、晚輩以幹請得榮時，以“耐閑”為要。
至于“術”的層面，曾國藩雖也歸納總結，但從來就不是他研究的重點。
因此，老曾的文章，讀來質樸實在，有種你正急匆匆趕路，一好心的老農在旁邊吆喝“小夥子，留神前面有坑”的親切感。
世事如棋豈能盡知？但求步步為營、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國藩半是無奈半開玩笑地對弟子郭嵩焘說，等他死後，墓碑上就刻六個字：不信書，信運氣。
誠如斯言。
徐世昌認定袁世凱可交，也是看重他那股闖勁和韌性。這一點在年輕時尤為重要，曾國藩就經常勸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此後必将不肯為矣。”
在談到“剛柔”問題時，徐世昌認為，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至剛無剛，至柔不柔。剛柔并濟是理想狀态，但能做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幾人？
袁世凱則深信“至柔可以克萬物”。
徐世昌卻告訴他，曾國藩不會這麽說。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蠻。
曾國藩認為柔弱本身無法制勝，必須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偉就說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産生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裏咯噔了一下：也許這正是二者的差別！一個強陽弱陰，陽體陰用（保清的曾國藩）；一個強陰弱陽，陰體陽用（亡清的袁世凱）。
如果說“寓深雄于靜穆之中”的曾國藩在人生的盡頭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麽，“負陰以抱陽”的袁世凱會怎樣？
徐世昌還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個趨勢：從兵為國有到兵為将有。
為什麽《走向共和》裏的袁世凱總喜歡說“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為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頭從懷裏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寫給李鴻章的推薦信。被舉薦人是袁世凱。
周馥和袁保齡曾同為李鴻章帳下幕僚，私交甚好。袁保齡見侄子在家鄉花光了積蓄，又沒考上舉人，有心幫他一把，但自己寫薦書有請托之嫌，便讓周馥出面。
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炙手可熱勢絕倫。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難想見。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凱如出一轍：李鴻章帳下進士如雲，你要不是個舉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頭只是個秀才，還是買的。所以，平臺雖好，齊大非偶。
袁世凱的想法是投奔時任浙江提督的吳長慶，敘述一番後，徐世昌然其說。
亂世即将到來，千言萬語都濃縮在四個字中：兵為将有。
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
南下途中，經過上海。
古來成大事者必有三項過人之處：愛才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第一條自不待言，而後面兩條，大頭更擅長使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金錢收買不了的人十個裏有一個就不錯了，因此，武力消滅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上海灘遍地都是黃金，可袁世凱沒找着錢卻找到了真愛——晚清果然不是一個平庸無奇的小時代。
十裏洋場的繁華還來不及欣賞，盤纏便即将告罄。袁世凱宅在旅店心急如焚，崩潰得直用他那顆大腦袋撞牆。
一個冬日的午後，寂寞的大頭在閑逛時禁不住誘惑，鑽進了一家妓院。
穿過嘈雜的人群，從天井向二樓一處僻靜的角落望去，一個身着白色旗袍的女子側倚着欄杆，正靜靜地練笛。慵懶的陽光将空氣裏的塵埃打得顆粒畢見，沐浴着光輝，女孩清秀的臉龐顯得格外動人。
乍見之下，袁世凱站住了，像被電流擊穿全身。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搖鏡頭全景式地展現了他內心莫名的驚喜，好似納蘭容若猛然間又見初戀情人時的“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
大頭心道：“如果世間真有曹子建筆下‘秾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之人，那一定是指眼前的這個女子。”
她叫沈玉英，蘇州人。為了她，袁世凱床頭金盡，兩人墜入愛河。
人言婊子無情，但沈玉英是真愛袁世凱。
大頭年輕時身材尚未發福，除了頭大一些，整體上屬于一表人才。再加上能說會道，天生把妹達人，沈玉英被哄得死心塌地，拿出私房錢給大頭當盤纏，勸他早離上海，另謀出路。
愛情不是張嘴奧迪伸手迪奧，而是昙花一現的夢幻泡影。真正走到最後的，是情義。沈玉英讓杜十娘不再是傳奇，更羞煞了一幫拜金比拜佛還虔誠的上海女人。離別前，玉英備酒送行，含淚對大頭說：“你走以後，我就出錢贖身，搬出青樓。切記努力功名，不要相負。”
大頭指天誓日，揮淚而別。
由于中法關系日益緊張，沿海戒嚴，慶軍六個營已移防至山東登州。袁世凱一路向北，在途中結識了阮忠樞。
阮才子後來成為袁世凱三大筆杆子之首，另外兩人夏壽田、張一麐雖亦受倚重，但終不敵阮忠樞和大頭幾十年的交情。
阮忠樞作文，常常揮毫而就，所拟文稿“最當袁意”。袁世凱的奏章書信，大多出自其手筆，甚至連朝廷的禦旨，也時由阮來起草。
而同時，阮忠樞又是一個喜歡打麻将抽鴉片的舊式文人，剪了辮子可以直接去演《書劍情俠柳三變》。大頭有重要公文需要他拟寫時經常找不到人，派家仆去尋，不在煙館就在妓院。
找到了人也不耽誤事，用腰帶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寫好文章繼續尋歡作樂。
1881年5月，袁世凱來到山東登州，正式投入吳長慶營中。
事實上，慶軍雖說歸淮軍管，但因不是嫡系部隊，不受待見，吳長慶和李鴻章基本貌合神離。
慶軍的前身是吳父在老家辦的團練，發展到五百人後被淮軍收編。
然而，團練不是團購，下個單就不管售後。一幫人都是鄉裏鄉親走到一起的，管你是李鴻章還是李鴻藻，人家只認吳長慶。
更何況，你直隸總督是從一品，我浙江提督也是從一品，聽你調度那是服從安排識大體。
作為武官，吳長慶深感自己吃了沒文化的虧（連秀才都不是），只好缺啥補啥，在帶兵之餘手不釋卷，網羅文士，被時人稱為“儒将”。
進士出身的李鴻章聽說後差點沒笑掉大牙，需要找茬時便指責吳長慶“羅致文人以通聲氣”。
此時，吳長慶見故人之子來投，非常高興，欣然收留，并刻意培養，嚴加指點。
吳長慶受夠了李鴻章的鳥氣，不想自己的悲劇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他為袁世凱請了最好的老師：深得吳器重的幕僚張謇。
南通人張謇（1853—1926）餘生還将和袁世凱過招無數，第一回合大頭留給他的印象是：态度謙恭，文章狗屁不通。
雖然眼下張謇只是個秀才，但衆所周知他後來高中了狀元。做人要厚道，你不能拿一個狀元的審美标準來衡量大頭的文章。
就在袁世凱因辦事幹練被提拔為營務處幫辦（總管慶軍各營的司令部，幫辦排在總辦和會辦之後）時，山東之東，再一次波濤洶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