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借勢黨争，(1)

南海牌謠言制造機

4月17日，《馬關條約》簽署。消息傳到北京，舉國激憤，人心思變。

時值十八省舉人在京會試，三十七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1858—1927）一夜之間趕寫了萬言書，要求光緒“下诏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舉人的聯署下，遞呈都察院，史稱“公車上書”。

公車不是公共汽車，而是官府的馬車。漢代通過“察舉”選拔官員，地方賢才被推薦去京師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車接迎，故用公車指代舉人。

甲午年“公車們”确實上書了，但同《新華詞典》裏“公車上書”一詞根本不是一回事兒。

原因是康有為的人品實在不敢恭維。

1923年，六十多歲的康聖人跑到陝西去講學，受到陝西督軍劉振華的熱情款待。

在游覽卧龍寺時，康有為發現一本明代禦賜的《碛砂藏經》，眼前一亮，先以金錢動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經書交換為誘餌。住持定慧見其是督軍座上賓，不好拒絕，便與之訂約。

誰知急不可耐的康有為當晚就派弟子張扶萬帶着十七輛大車浩浩蕩蕩地來到卧龍寺，不但奪走《碛砂藏經》，還順帶搬了兩櫃其他經書。

定慧得知後忙從寺外趕回，已然阻攔不及，眼睜睜看着張扶萬揚長而去。

不久，風聲走漏，各界嘩然，紛紛斥責康有為，要求其退還經書。憤怒的群衆還自發撰寫藏頭詩諷刺道“老而不死是為（賊），國家将亡必有（妖）”，合起來便是“賊妖有為”。

陝西人民顯然低估了南海聖人的心理素質，人行走江湖數十載，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開春，覺得竊書不算偷的康有為帶着心愛的國寶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衆人圍追堵截，在潼關攔下他，國有資産就又流進私人腰包了。

當然，康有為不是孔乙己，能耐遠不止于此。他最擅長的還是講故事，希區柯克見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為和梁啓超召集一千二百名舉人在北京松筠庵舉行集會，時為條約簽訂後第五天。

現場群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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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容包括拒和、遷都、變法。衆人挨個簽名，并于十天後（5月2日）在康、梁的率領下，齊集都察院門口投遞。

而都察院則以光緒已在合約上用玺，事情無可挽回為由，拒絕接受。

戲劇沖突的确抓人，然而，真相卻是，康有為根本就沒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會的自由。不過，實地考察一番便會發現，松筠庵（楊繼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納一千人非常困難。即使勉強擠下，也是人貼着人，且分散于各個房間，何談集會？

唯一可以确證的上書是由梁啓超組織的，只煽動了八十多個廣東舉人，而同一時間陳景華領導的上書則聯合了将近三百名粵籍舉人。康有為自封公車上書的領袖，其影響力卻不過爾爾。

如果表演僅限于此，還可以理解為康有為愛國心切以至于神志失常。問題是他為了塑造偉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這就給歷史研究工作人為地設置了許多障礙。

首先，光緒蓋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為的記載裏，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蔔先知地告訴他說皇帝已經蓋玺。

其次，都察院三個堂官裕德、壽昌和沈恩嘉都反對議和，底下二十多個禦史更是輪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來自官員和舉人的上書。試問這般嘔心瀝血主戰的國家機關，有何必要同一個康大炮作對？

整天覺得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康有為其實忽略了一點：高層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戰時機構督辦軍務處（最高軍事委員會）尚未撤銷，五個大佬（複出的奕訢、慶親王奕劻、翁同龢、李鴻藻以及兵部尚書榮祿）裏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餘三人全部反對簽約。

這顯然不是康有為所處的層面能夠了解，他也就知道軍機大臣孫毓汶是個主和派。

問題是掃大街的都知道。

當面對內外交口反對，高層莫衷一是的局面時，孫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辭色俱厲地催光緒蓋玺，還拿天津海嘯吓唬人，把皇帝逼得繞殿急走，走了一個多小時，才“頓足流涕，奮筆書之”。

雖如此，康有為的交際能力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據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為身材高大，胡須修長，目光炯炯射人。初見人時抱拳鞠躬，朗聲大笑，詢問完姓名，依次又問來自何地，有何物産，鄉裏的長老、豪傑等事。再三細問，取西洋鉛筆，一一記錄下姓名，藏于夾袋之中……終日懷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樣。

康有為是在同鄉淩福彭（軍機章京）的介紹下認識的張蔭桓，這也是張蔭桓人生噩夢的開始。

張沒有科舉功名，早年花錢捐了個知縣，全靠實幹一步步爬到高位，結果就遇到了讓他一見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損友康有為。

學問大、口才好、心氣高，招招命中尊師重道的張蔭桓的軟肋，從此，為康有為奔波勞碌，披星戴月……

康有為考中進士，想當狀元，天天求張蔭桓幫他運作，結果被閱卷大臣斥退；康有為想巴結翁同龢，苦無門路，張蔭桓立刻代為引薦。

如此任勞任怨的下場便是受政變牽連，流放三千裏，客死異鄉。引為至交的康煞星還在各種場合對張蔭桓為康黨做出的貢獻諱莫如深，恨不得劃清界限。

要不是張蔭桓有寫日記的習慣，無名英雄多半當定了。

更扯的是，張蔭桓遇人不淑也就罷了，還把好友孫毓汶搭了進去。

身兼“位高”與“主和”兩大因素的孫毓汶被康編劇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計地阻撓康有為的行動，在松筠庵集會時派翰林院編修黃某前去砸場。

黃某單槍匹馬，“飛言恐吓”，居然就吓呆了剛才還憤憤不平的舉子們。許多人當場請求撤銷簽名，讓人不得不懷疑查無實名的黃某是否便是黃飛鴻。

壞人當道，只因好人還不夠努力

事實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數派報告，而是終南捷徑。

比如翰林院編修王榮商，就因聲嘶力竭地拒和，半個月內跳了兩級，擢為侍講。

當年夏天，康門弟子編寫的《公車上書記》出版，梁啓超作序。序言中只字不提康有為是公車上書的領導者——蓋因時議未消，當事者衆，忌憚輿論，不敢造假。

而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真相殺手康有為又開始炒作《公車上書記》，說此書“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這可真是高估了國人對時政的熱情。

圖書市場上賣得最好的書永遠是成功學和養生，康有為想逆市而為，其結果便是《公車上書記》一再滞銷。《申報》上六次聲勢唬人的廣告顯示，兩個月內，該書售價便從兩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會問，康有為好歹也是搞國學的，為什麽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錯了胎，生在一個無論你搞什麽先得被當時萬惡的教育體制搞一遍的時代。

從小博覽群書的康有為在廣州府連考三次，十六歲才混了一個秀才文憑。

科海無涯，沒有最慘，只有更慘。就在同一個考場，三戰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發瘋去找上帝尋求安慰。

由此可見，康有為的心理素質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這也難怪。據他回憶，自己出生時有異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輕靜坐時有幻象（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

而這類始終堅信天将降大任于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瘋人院便是颠倒衆生折騰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驗康有為的耐心，以确定他就是那個“Chosen One”。于是，接下來十三年裏，康同學的身影輾轉出現在廣州和北京的考場，其結果卻是六考六敗。

1893年，毛澤東都出世了，康有為已經三十六歲。擱現在，這把年紀考公務員都不讓報名了。

所幸心力強大，硬是拼了老命再進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後一帆風順，時隔兩年竟高中進士。

真可謂旦夕禍福轉念間。

其實也不奇怪，縣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注重文采，文學天才加點八股訓練便可應付，像梁啓超這種“筆端常帶感情”的一考一個準。

至于中進士、點翰林，則必須學富五車真知灼見，光靠耍筆杆子是糊弄不過去的。因此，不通的舉人随處皆有，狗屁的進士則不多見。

而康有為的問題在于，積累甚廣，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卻并不出衆，故常年困厄于地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随理學大師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學，進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學。在朱老師病死後又四處游歷，訪名山大川，交鴻儒達官，足跡遠至香港。

英國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潔，康有為深受刺激，轉而攻讀為數不多的翻譯過來的西方書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塊吸取知識的海綿。

這些書大多出自上海的廣學會。

由赫德任董事長、李提摩太任總幹事的廣學會在推廣基督教的同時，編譯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學類書籍，并發行《萬國公報》，傳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觀念，呼籲清廷實施政治體制改革。

通過在科場外免費發放和對官員贈書，廣學會影響了一大批社會精英。1894年，李鴻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攬要》風行全國，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種盜版。

同時，廣學會經常舉辦有獎征文，命題廣泛，無所不包。康有為參加過一次，得了個末等獎。

但很明顯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上。1888年，康有為再次上京，參加順天府鄉試。

開考前，三次登門求見內閣大學士徐桐（1819—1900）。

徐桐家住東交民巷，離各國使館很近。康有為但凡腦子正常點，看見他家門口貼着的一副對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也該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師的徐桐極端守舊，《清史稿》說他“惡西學如仇”。并且極端昏聩，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于此”。

聽說有個國家叫美利堅後又不高興了：“我大清什麽都美，美國有什麽可美的？我大清什麽事都順利，美國有什麽可利的？我大清軍隊無堅不摧，美國有什麽可堅的？”

作為道光年間的進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學術上的造詣遠遜其師，亦不如李鴻藻和翁同龢。整天拿着一本《太上感應篇》晃來晃去，常遭同僚恥笑，只因資歷老年紀大，倒也沒人管他。

兩個頭腦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鬧劇。

徐桐拒了康有為三次，又派人來問他究竟有何要緊話說。康有為寫了一封措辭乖張的信，拍徐桐馬屁的同時卻說“七十老翁，複何所求”，指責其屍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為是“狂生”，将其書信擲還。

科場再次失利的康有為開始遍訪京城權貴，兜售他的變法萬言書《上清帝第一書》。

後世論及此疏，多稱其主旨為“要求實行資産階級改良”——就算訓練有素的職業影評人，要想過度闡釋到這種程度，還是很困難的。

上書約五千字，無非外夷交迫、內政敗壞、天災示警的陳詞濫調，以此說明變法的急迫性。問題是新法長什麽樣，怎麽變，康有為全然沒有提及。

按規定，秀才上書必須由國子監代呈。恰好國子監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門生，于是，康有為的宏文擺到了翁的案頭。

要不是撞上敏感時期，說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領袖的賞識。

已和奕譞達成共識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緒大婚親政之後，一切都将明了。因此，在這個節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唯願權力能順利交接的他不想節外生枝，就像當年奕訢下臺時深感獨木難支的李鴻章所發出的喟嘆：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

當晚的日記裏，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絕呈遞康文的原因：言語讦直，于事無益，只會徒生釁端。

最好與最壞的創造了歷史，平庸之輩繁衍了種族憤青再不靠譜，也比善變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開了帝後兩黨鬥争的序幕。

都知道光緒喜歡珍妃，慈禧卻內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為皇後。

并且，按理說歸政了就應該搬到專供先皇遺孀居住的慈寧宮去，慈禧卻跑到寧壽宮，權力隐喻不言自明——此宮是乾隆為自己退居太上皇後打造的養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權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蕭規曹随，不願交權的訊號再明顯不過。禦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詭異的奏章。

十幾年的罵人經驗，文字已玩兒到登峰造極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龍術：太後歸政在即，朝廷政務繁忙，請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當年訓政的舊例，以後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寫“皇太後聖鑒”的字樣，懇請皇太後閱覽批示後，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實際上屠仁守在禦史中素以剛直不阿聞名，砍起人來堪比屠龍刀，江湖人稱“西臺孤鳳”。

這樣的人，對曲學阿世不感興趣。

慈禧明白，擺在眼前的是一個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着自己在悍然挑戰祖制，以後宮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歸政；若不同意，則需明确表示自己歸政的同時，也肯放權。

正确答案其實只有一個。慈禧違心地下旨說：覽奏極其駭異！垂簾聽政乃權宜之計，豈可與高宗皇帝的訓政相提并論？

屠仁守被撤職查辦，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經達到，氣得慈禧天天對翁同龢發牢騷：“我的心事他們全然不知。”

但在光緒看來，慈禧根本就沒有資格生氣。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時，他就懷疑慈禧想謀害死自己的父親。

為此，還專門找翁同龢商量，說醇親王的病禦醫無可奈何，朕私下延請的民醫徐某診治後倒大有轉機。誰知宮中竟傳旨，不許醇親王服用徐某所開之藥。

翁同龢倉促間不知如何回答，光緒斷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滿終于公開發作。

對包辦婚姻，光緒雖沒有像五四青年那樣勇敢地說不，但在婚後第四天，借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請皇後家族的筵席撤銷，将菜肴分賜給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時引發坊間無數議論……

從1894年起，慈禧開始常住頤和園。帝後之争最終以恐怖制衡的結構固化下來。

事先請示：無論請安、侍膳，還是陪看戲，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實。

事後彙報：光緒有獨立的朱批權、口谕權，但在處置後的第二天必須向慈禧報告。

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裏辦公，太後雖在遠處，仍可大致看個清楚。不過必須承認，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為，1888年的受挫實與政治氣候不宜有關。蹭蹬了一年半，一事無成的他頹然離京，臨別之際還口占一詩，其中惡狠狠道：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阍沈沈叫不得。

又把賬算到了虛拟的頑固派頭上。

康有為開始考慮轉型，在給刑部主事、著名學者沈曾植的信中寫道：“我無土地，無人民，無事權，為之奈何？或者托于教乎？”

沈曾植見他可憐，一片好心，把王闿運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學考》借給了他。

結果就輪到廖平倒黴了。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無奇，幾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為，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頭魁，受到時任四川學政張之洞的賞識，把他調到自己手創的尊經書院着力栽培。

繼任院長是王闿運，廖平跟着他打下了紮實的經學底子。

就在康有為灰溜溜地離京的同時，廖平踏踏實實地考上了進士。

當了個把月內閣中書覺得沒勁，正好已調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創辦了廣雅書院，極力延請廖平。

他想都沒想，收拾行囊上路。

論辦實業，張之洞不如李鴻章；但論精神文明建設，張探花還是銳意進取，既快且狠的。督兩江時，江寧候補知府陳銳曾找過他。

以詩見長的陳銳先找到的是陳三立（陳寅恪之父）。陳三立之父陳寶箴時任湖南巡撫，政聲卓著，和張之洞私交甚好。

陳三立屢向張之洞推薦陳銳，意欲幫好友謀到實缺。可惜傳見前陳銳想多了，覺得詩與骈文皆張之洞所擅，不如專談古文，攻其所短，以達到震懾的效果。

計定入見。張之洞問：“汝善何種文學？”

陳銳：“古文。”

張：“古文習何文？”

陳：“八大家。”

張：“八大家喜讀何家？”

陳：“韓昌黎。”

張：“韓文最喜何篇？”

陳：“《原道》。”

張之洞連聲道：“原道、原道……”

語未終，舉杯送客。

陳三立得到的反饋是：陳銳不佳。

《原道》是韓愈為了揚儒抑佛而作，雖被奉為經典，但主旨異常保守（聖人出而救萬民于水火）。

張之洞的思想顯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進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識形态使他對西方的認識比一般的洋務派更深。體用分離讓他敢在教育上實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輿論相對寬容。但一涉及政治現實，立刻勒馬回缰。

因此，把兩邊各打一棒的張之洞（“舊者因噎而廢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實需要的是完全能為己所用的良材。

一切假知識，比無知更危險

康有為看完《今古學考》，非常震驚，立刻跑回廣州找到廖平，訴說自己如黃河泛濫延綿不絕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無表情地聽他叨叨完，摸出兩篇草稿，說自己已經推翻了原來的觀點。

康有為搶過稿紙一看，标題是《知聖篇》《辟劉篇》。

治《公羊》的你傷不起。

在遙遠的秦代，始皇進行了“書同文”的改革，盡廢六國文字，統一使用秦國的隸書。

焚書坑儒後，“挾書之禁”的法令規定，民間私自藏書可罪至“族誅”。這就造成了文化斷層。

到了漢初，從春秋戰國流傳下來的“古書”近乎絕跡——除非你扛着洛陽鏟去盜墓。

就算真的挖出來兩本，拿到孔夫子舊書網去曬，望着天書一般的六國古文，恐怕也沒人敢買。

《公羊傳》的情況比較特殊，雖被歸在“今文經”裏（用的隸書），但其思想淵源成形于戰國時的齊國人公羊高。

此人據說是子夏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認為是孔子之後最早具有法家傾向的儒家學者。

而這，也深刻地影響了公羊高。

作為家學，公羊學一直口傳心授。傳至漢景帝時，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将之付諸紙面，定稿出版，是為《公羊傳》。

時至武帝，獨尊儒術，釋《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為泰山北鬥，宛若少林武當。

當年華山論劍，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敗給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欽定下，公羊學從此成為官學。

君之所向，天下趨焉。加之公孫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這對讀書人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一時間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養。

供養之所便是官辦的太學，在裏面混個“五經博士”當，外放內遷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潛心學術者寡，征逐名利者衆。

有識之士開始尋求突圍。

比如東漢最牛的學者鄭玄，就因不滿太學裏的官僚主義和課題貧乏，四處求學，遍覽群經，終成一代宗師。

早在鄭玄之前，西漢末年的劉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對這幫學霸發起過猛烈的挑戰。

劉歆是皇室宗親，其父劉向乃著名學者。家學淵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漢成帝召見後，随劉向整理國家圖書館的館藏。

圖書館作為人類智慧的寶庫，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爾赫斯就因常年擔任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寫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

西漢的國家圖書館保存了許多稀世的六國古書。劉歆皓首窮經，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經》。又将圖書分門別類，撰寫目錄和簡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稱目錄學始祖。

工作之餘還研究一下數學，将圓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發現是《左傳》。

此書在民間一直有流傳，但影響不大，讀者皆以尋常史書視之。但劉歆不這麽看，他重新校勘了館藏的古本《左傳》，認為終于找到了對付以研究《公羊傳》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為今文經學，代代相傳的公羊學其主旨是否發生流變？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兩代人，《春秋》的真義他能洞悉多少？

《左傳》則不然，成書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論語》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過度謙敬取媚于人），左丘明恥之，丘（孔子）亦恥之”的記載。

誰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劉歆的發難太學裏的腐儒無法回答（“不肯置對”），對他要求把《左傳》列入官學的呼籲更是懼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張“黨同伐異”，将劉歆排擠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傑出代表《公羊傳》與《左傳》，其間的差別不啻天淵。

《公羊傳》可謂六經注我的典型。

打着闡釋《春秋》的旗號，發揮出孔子做夢都想不到的“微言大義”，不禁讓人想起小學語文課上歸納中心思想的套路。

雖然很假，但實踐證明，在一個充斥着謊言的國家裏，虛僞往往比真實更安全有效。

深谙此理的漢武帝在準備同匈奴開戰時，面對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傳》。

他援引的是“莊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記載了一句話：紀侯大去其國。

寥寥六字，《公羊傳》解釋出了三百多個字……

首先補充了一些史料，說“大去”就是滅國的意思。紀國被齊國給滅了，下手的是齊襄公。

之所以隐去“兇手”的名字，是為賢者諱。齊襄公談不上賢良，但在這場戲裏的表現值得肯定。

他和紀國沒什麽過節，下此“毒手”是為了替祖宗報仇。當年，九世祖齊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鍋裏給煮了，原因是周天子聽信了紀國領導人的讒言。

也許你會問，當今紀國的國君又沒得罪齊國啊，襄公把人滅國了，這不是遷怒嗎？

《公羊傳》殺氣騰騰地回答你：“話不能這麽說。要是齊哀公被冤枉時，中央有一位聖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紀國領導人給處理了——紀國能傳到現在等于是白撿的。而且，齊襄公在位時，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紀侯，唯一的辦法便是快意恩仇，滅掉紀國。”

這就是著名的“九世複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親複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嗎？反正我不信。

齊襄公又不是齊桓公。此公征伐無度，言而無信，跟自己的妹妹亂倫，享國十二年就把衛國、魯國、鄭國打了個遍，滅紀國怕只是嗜殺成性的結果，而非報什麽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劉徹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當年“白登之圍”劉邦确實遭匈奴欺負，但畢竟完好無損地回來了，跟齊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語。

況且，《公羊傳》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會的現實：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齊襄公再不濟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義伐紀，劉徹征匈奴喊喊“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沒問題，搬出《公羊傳》則顯得生拉硬套。

公羊三世說

如果和蕭望之的故事對比着看，更顯荒謬。

漢宣帝時，匈奴發生內亂。朝臣議論紛紛，都主張趁此良機狠狠地教訓一下這幫蠻夷。

宣帝拿不準，請教禦史大夫蕭望之。蕭是海內名儒，按理說打擊落後文明，維護華夏正統應該責無旁貸，沒想到他抛出三個字：打不得。

蕭望之引述的是《春秋》裏關于士匄（gài）的一則事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榖，聞齊侯卒，乃還。

晉國的士匄率軍攻打齊國，行至穀這個地方，聽說齊侯翹辮子了，于是收兵回國。

表述非常平靜，《公羊傳》卻又不淡定了，說《春秋》在表揚士匄不攻打正在辦喪事的國家。

以當孔子肚子裏蛔蟲為榮的公羊氏振振有辭道：“玄機就在那個‘還’字裏。這是個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貶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還”字隐含了什麽愛憎情緒，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傳》上的是公開課，不是家教，不會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講。人扯完歷史，圖窮匕見，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這才是要表達的主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蕭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勸阻了皇帝打匈奴；漢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論證了必須打匈奴。同一本書裏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看來對漢朝人而言，學好《公羊傳》，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論只是一張皮，真相往往出自現實的考量。正因為有劉徹的窮兵黩武打下的基礎，漢宣帝才敢言“王霸雜糅”。

漢匈之争延綿一百多年，雙方都已打疲，亟須一個轉機。就在蕭望之借公羊之酒澆漢家塊壘的二十年後，昭君出塞，漢匈結好。

如果只因為“能不夠”，“發展”了一下《春秋》的義理倒也罷了。更嚴重的問題是，《公羊傳》為了服務于政治，時不時還夾帶私貨，曲解經義。

比如說“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從《春秋》裏“發掘”出來的這八個字，前四個确實貼合周禮以及宗法制的社會現實。

如果你的母親是國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親都是側室，那他們會很自覺地退避三舍，不與你争儲君之位。

像《宮》那樣一群阿哥為了搶皇位打得頭破血流，在《春秋》看來就是沒文化真可怕的樣板。

關鍵是後四個字。先秦時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貴”的現象，這是漢代公羊家為了迎合權力，在《公羊傳》付梓時添加進去的。

當春秋時，諸侯滿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貴族，找個門當戶對的女人當妻當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強搶民女。

到了漢代，社會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異姓諸侯如韓信等早被剪除殆盡，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後宮佳麗，除了去民間海選，別無他法。

這就給了許多原本出身低賤的女人以機會。

例如劉徹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親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門之後，但所謂的“鐘鳴鼎食之家”早已是遙遠的回憶。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王娡進宮前是結過婚的。

考慮到《甄嬛傳》裏後宮争寵的明刀暗槍，劉徹母子受到的非議不難想象。

直到一天，從衆口铄金中殺出了一條血路的劉徹終于手操權柄、口含天憲。這時，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傳》跑來告訴他：皇上，母以子貴。

那種與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覺，真是一言難盡……

《公羊傳》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東漢的一場辯論。結果是，主治公羊、人稱“學海”的何休敗給了《左傳》專家、有“經神”之稱的鄭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閱讀量總體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沒有論據作支撐，也只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兩相對比，《公羊傳》重政治正确，輕事實考據，嚴定綱紀，愛憎分明，具有強烈的法家意識；《左傳》正好相反，重史實而輕義理，小心求證，客觀陳述，罕見偏激的情緒。

因此，今文學家攻擊《左傳》的說辭是：它不過是一本史書，孔子的精神一點沒宣揚，不配稱“經”！

古文家的回擊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紅旗反紅旗，穿鑿附會，篡亂《春秋》強！

事實上，像羚羊一樣好鬥的《公羊傳》并非一無是處。比如，在複古傳統嚴重的中國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