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借勢黨争，(2)

在研究《春秋》時，公羊氏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孔子也怕文字獄。

根據怕的程度，《公羊傳》把《春秋》記載的十二位魯國國君的世代由近及遠地劃分為所見世、所聞世和所傳聞世。

董仲舒解釋說，所見世就是孔子出生後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個他親身經歷的時代。

所聞世是從襄公上溯的四個時代；所傳聞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個時代。

董仲舒指出：對所傳聞世的壞人壞事，孔子批起來不留情面；對所見世則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變态的欣賞，說這是一種謹慎的處世态度，進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見董仲舒睜眼說瞎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惡人最多的所傳聞世定為“據亂世”，惡人稍少的傳聞世定為“升平世”，無比和諧的所見世定為“太平世”。

這就指鹿為馬了。

從春秋到戰國，分明是越來越亂，怎麽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說所謂的太平世暫時是“文致太平”，其實還比較亂。孔子先把太平的構想畫在紙上，以待來者。

由此可見，在今文家筆下，孔子是一個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變革；而在古文家筆下，孔子不過是一個史學家，述而不作，整理國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于是，問題可以簡化為：尊重事實與尊重事理，到底哪一個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無人願改變自己

東漢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後，士大夫都去玩兒宋明理學了，搞經學的逐漸邊緣化。而《左傳》名為經，實為史，憑借其紮實的史學功底，影響反倒越來越大。

及至清朝，章學誠甩出一句“六經皆史”，把經學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學派尋章摘句的考據癖也是信仰崩潰之後的結果——倘或《春秋》真有那麽多大義，則崖山之變、滿人入關又作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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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萬馬齊喑的局面還是被龔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發廖平之先聲。

而廖平顯然将今文家一驚一乍、聳人聽聞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說走火入魔也不誇張。

《辟劉篇》就是一部陰謀論，說劉歆是史上第一騙，騙了中國人兩千年，他探佚出來的那些以《左傳》為首的“古文經”都是自己一手僞造的，整個一經學妖孽。

《知聖篇》又成了《達芬奇密碼》，把孔子打造為預言帝，說《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當作魯國的編年史來看那就白瞎了聖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實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想象，鄭國代表中國，秦國代表英國，而魯國則是日本，魯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當瘋子遇到神經病，歷史便充滿了喜感。

康有為先是故作驚疑狀，責備廖平标新立異以求出名，又以一臉諄諄善誘的過來人表情，勸他焚毀草稿，以免惹禍。

真要信了康有為的話，才是自取其禍。

因為他轉身就剽竊了廖平的觀點，用半年時間趕出兩部怪書——《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諸經學史，再也找不到比這兩本更離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罵劉歆篡改六經。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求證，把流傳下來的文獻和出土文物兩相比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戰國時的鐘鼎器皿上刻着和《左傳》相同內容的文字，按理說已是鐵證如山，康有為卻硬說這些古董都是劉歆私下鑄造，預先埋好以欺蒙後人用的——合着沒有碳14鑒定法，想怎麽說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學”，是為了和王莽篡漢自立的“新朝”聯系起來。

這倒是事實，劉歆和王莽私交甚篤，而後者在建立起政權後推行複古（周禮）的治國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論資源。

劉歆可謂不二人選。

當學術與權力聯姻後，《左傳》被擡進了太學。

然而，君以此興，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劉歆則受此牽連，死于非命。

其實，“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為又有什麽資格責難待價而沽的劉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為說，劉歆湮滅了聖人的大義，《孔子改制考》則使其重見天日。在這本被康黨門徒譽為“火山大噴火”的書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個任務：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複周禮之名，行變法維新之實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義便是“張三世”。

在康南海筆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國，治萬世而非治一時的聖經。因此，孔子早就預測了未來社會的幾種政治體制：據亂世是君主專制，升平世是君主立憲，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觀性和靈活性，把從民主憲政到婚姻自由等社會改良的各個方面偷天換日地打包進了《春秋》。

梁啓超贊曰：“绌君威而伸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

葉德輝罵道：“假素王（無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號，行張角之密謀。”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為那兒，孔教只是一塊招牌。從給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號中不難看出，對于孔子，他甚至不怎麽尊重。

康有為自號長素，長于素王。

麥孟華號駕孟，淩駕于孟子之上。

梁啓超號轶賜，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賜。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參當馬騎。

……

客觀來看，康有為先是砸爛了記載着周禮的古文經，告訴你不能回頭；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一樣，打着尋找基督教原始真義的幌子，號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進步意義。

首倡三世的何休種下的那顆充滿了烏托邦幻想的種子，艱難輾轉兩千年，終于讓康有為借屍還魂，生根發芽。

于是，萬木草堂開張了。

第一課，康老師憶往昔峥嵘歲月，說自己原來不當教書匠時，曾想去巴西經營一塊殖民地，以為新中國。

見學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長素開始洗腦：儒學（經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義，孔子（康有為版的）是萬世大教主。

因此，“吾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衆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于我何與焉？”

并時不時拿耶稣之後十三代弟子皆死于傳教的故事激勵學生，以培養他們為了“傳教”不惜犧牲的奉獻精神。

對于康有為不舍晝夜複原孔教的行為，有一種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釋——給改革尋找合法的外衣。

說這話的人，幼稚在無法想象晚清輿論之開放。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這個制度一起慢慢變老甲午戰敗，洋務破産，改革已是舉國共識。

如果說徐繼畬和張樹聲對議會制還停留在介紹和借鑒的層面，著名報人王韬則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中國欲謀求富強，不必求取他術，只需實行議會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時政類暢銷書《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陽紙貴。

常年從商的鄭觀應（1842—1921）洞悉時弊，在書中大膽放言，呼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并提出“實業救國”，發展民營企業，倡議“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接着筆鋒一轉，堅定地寫道：

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

政治改革的第一條便是仿效英國設立議院。

每當觸及這一核心問題時，總有一些弱智應景地跳出來，不管腦後長沒長辮子，重複着永遠不變且毫無新意的幾個質疑。

質疑一：不符合中國國情；

質疑二：民智未開；

質疑三：開議院容易滋事，引發聚訟。

每每此時，給人的感覺都像是一群太監聚在一起，大談性生活對人體的危害……

太多揮刀自宮的現實，以至于盛世永不到來，危言從未過時。

讀者孫家鼐進獻了《盛世危言》，光緒讀後大為贊賞，立刻着人印刷兩千本散發給省部級高官閱看。一時間，連各個書院的考試都常以《盛世危言》裏的內容為題，影響既深且巨。

由此可見，談民主憲政，康有為大可不必猶抱琵琶半遮面。

鑒于出發點不壞，真實的原因倒也能夠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間基礎嘩衆取寵，擴大影響。

這顯然是從不罵人、因為動手能力比較強的孫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這個廣東香山人寫就《上李傅相書》，跑到天津，找同鄉鄭觀應代呈。

鄭觀應轉遞給盛宣懷，在推薦信中寫道：

其說貼近現實，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懷閱後，在信封上寫下“孫醫生事”和“陶齋（鄭觀應別號）”六個字便轉了出去。

結果可以想見，石沉大海。

每天投書的多達幾十上百，李鴻章豈能一一盡閱？對他而言這只是百分之一的閃失，對孫文來說卻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轉變。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銀行華人經理何寬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齊起誓：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合衆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

反清組織興中會宣告成立，楊衢雲任第一任會長。

在袁世凱看來，熱兵器時代，靠搞暴動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錯了。至于康有為，鼓動人心而已。意見領袖從來只有兩條出路：被體制招安或被粉絲埋葬。

他要的是兵權。這是最難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為，對付以陰鸷文化立國的清廷，只能用慢藥殺之。

還在前線辦軍需轉運時，袁世凱便給負責後路轉運的盛宣懷寫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說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潰軍奔逃沒有意義，道義上又難以請求退至後方，辜負相國（李鴻章）的提攜。如果你能幫忙婉言請示，免去世凱的差事回後方，則不勝感激。現在戰事頹唐，你要是籌到了款項，最好招募學徒、延聘教習，為将來改革軍制做準備。如果認為我的話有道理，弟願任監督，必将有以報答。

袁世凱想卸職練兵，可盛宣懷哪有力量決策此事？話顯然是說給李鴻章聽的。

結果被冷冷地拒絕了。

西法練兵，德籍顧問漢納根早就向李鴻章提過。後者屬意的人選顯然不會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請托的袁世凱，而是時任廣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欲）棻。

胡素以談洋務聞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練兵條陳。

翰林院編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對西方軍制頗有研究，當時正受李鴻章的委派辦理北洋水師學堂。

他以英國公使的練兵說帖為藍本寫了兩稿，将潤色好的二稿交給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軍隊百弊叢生的套話便上交督辦軍務處，李鴻藻看後非常激動。

冷靜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問題便是經費。

清廷財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沒有一個統一而有效的中央財政體系。

西方國家，稅收先彙入中央，再根據預算撥到地方。大清國則無比混亂，稅收雖由各省征得，卻因種種臨時性的需要，零碎地劃給底下的道府，借給平級的他省或直接上繳朝廷。

無序的分食法則既導致了驚人的浪費，又使軍隊這個最需要巨額經費喂養的猛獸長期處于饑餓狀态。

國庫羞澀使得胡燏棻的練兵雷聲大雨點小。1895年3月，在漢納根的指導下，胡在天津馬廠艱難地練成了包括步、炮、馬、工程四個兵種，共計十營四千七百人的“定武軍”，并于當年9月移師位于天津東南六十裏的原盛軍駐地小站。

此時，正是袁世凱人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

首先，朝議不佳。所有人都認為，日軍侵朝，肇始于袁世凱的孟浪。奕訢就曾問及鴻章：吾聞此次兵釁，悉由袁世凱鼓動而成，信否？

失勢的李鴻章擺手道：

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

其次，靠山倒了。從馬關回來，李二先生成了頭號漢奸，國人皆曰可殺。慈禧讓他公款環游地球，避避風頭，王文韶接替直隸總督。

大頭被徹底晾着。

現成的路只剩下一條：赴浙江，任溫處道。

買辦和獵頭

鑒于溫州人商行天下的傳統，想填滿錢袋，溫處道是一個絕佳的道。

李鴻章的名言“數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單單體現于政治和外交領域。

19世紀60年代，造富産業房地産在上海出現。權力和金錢的互炒下，外灘與南京東路的地價連年翻番，甚至超過了紐約。

瘋狂一時的上海彩票也把竈臺邊的婦女推上了街頭，她們被“種一塊銅板，收一兩金子”的口號拖入了虛幻的夢想。

做個富貴無邊、左擁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滿百，懷他千歲憂做甚？還不如從歷史的進程中抽身而去，美名罵名，一概不沾，逍遙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萬事空……

甲午之敗撼動了清政府禁止民間開廠設企的政策。望着光緒敕令官辦企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的诏書，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凱的心頭。

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年後，歐亞海底電纜遠東段鋪到了上海。

越來越多的西洋商輪像收到了“人傻錢多速來”的短信，紛紛湧入，而本土的沙船業則飽受沖擊，直接歇菜。

道鹹之際，沙船運輸一度空前繁榮。自北向南運大豆，從南往北輸漕糧。一艘沙船一年可以來回七八趟，獲利頗豐。上海最盛時，黃浦江灘停泊着五千艘沙船。

不過十年光景，便銳減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幾千條擱淺的木船任憑風吹日曬，自然腐朽。

船主們無力與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問題是對民營企業，清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還指望它為民做主？

種種方案裏，只有兩江總督李鴻章的方案頗具眼光。

他采納容闳的建議，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購買洋輪，組建中國自己的輪船公司。這樣一來，雖然茍延殘喘的沙船業會被徹底擠垮，但完成了産業升級，挽救了朝廷漕運，可謂一石二鳥。

1872年，盛宣懷拟就章程，被李鴻章自诩為“開辦洋務以來最得手文字”的輪船招商局正式挂牌。

即使戶部投入不菲，章程裏對企業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辦”還是吓退了以胡雪岩為首的巨賈。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進行改組，重拟條規，明确了華商的權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紅。同時，再次強調了官方的絕對領導權。

第二年，李鴻章從外企挖來兩個高管，徐潤（1838—1911）和唐廷樞（1832—1892）。

徐、唐二人作為名震一時的商業奇才，原本分別是寶順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

徐潤幫寶順開辟了上海到長崎的航線，唐廷樞為怡和開通了上海到馬尼拉的航運，成為名噪一時的海上雙開。

徐潤十五歲進寶順當學徒，二十四歲升主賬；唐廷樞早年就讀于教會學校，跟容闳是同學，時人論及，都說他“講起英語來就像一個英國人”。

趁倫敦爆發金融危機，英商拆股收縮之際，李鴻章成功地挖了一回牆腳。

外企待慣了再進國企，看哪兒都覺得山寨。徐、張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确提出：局務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鴻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盛宣懷為會辦，啓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承運漕糧，兼攬客貨”的運營方針變為“攬載為主，運漕為輔”，商局股票漸受私人投資者的歡迎，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萬兩民間資本後，唐廷樞以一百兩為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再以收銀日為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結，總賬公閱；三年一大結，盈餘公派”。

在此之前，中國企業的組織方式只有獨資與合夥兩種，輪船招商局公開招股，成為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業。

規範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産權使招商局的市場份額一日千裏，在同洋商競争長江航運時，一舉打敗英國的太古與怡和，又在盛宣懷的奔走籌資下，并購了美國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過一百萬兩白銀，堪稱“官督商辦”最成功的案例。

《易經》的乾卦，飛龍在天之後便是亢龍有悔。盛極必衰的宿命似乎永遠也打不破，蓋因這個國家從來就不缺見不得你好的眼紅小人。

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彈劾招商局，說“歸商不歸官，流弊不可勝窮”。

那也比你窮酸好。

已經數不清是第幾輪攻擊。此次尤為強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歸國有，上下官員竟一致響應，讓人不禁心生感慨：體制內和體制外還真是兩個星球。

李鴻章上奏死保，疏中只字不提官方同民資訂立的契約，而是大談民族主義，說一旦朝令夕改，終至決裂，洋人必将竊笑稱快，壟斷長江航運。

這對憤青盈朝的清政府而言還是頗有殺傷力的，哓哓衆口總算閉嘴不言。

“四大買辦”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國區CEO鄭觀應。

早在1877年，唐廷樞見鄭觀應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極力拉攏他入局。太古出高價挽留，鄭觀應猶豫再三，續簽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鴻章親自出馬，懇請朝廷将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跡載入廣東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剛剛寫好，盛宣懷就謄抄了副本寄給鄭大善人。攻心術确實厲害，光耀了門楣的鄭觀應一時間感激涕零。

在中國，你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不是有錢就能買的。

問題在于，鄭觀應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綜合考慮下，舍外企而就國企，劣勢非常明顯。

首先，太古待他不薄，委以重任。而到了招商局，位置肯定排在唐、徐、盛之後；其次，官督商辦，權操于上，不若太古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最後，雖然現在蒙李鴻章器重，但官場一向人走茶涼，等掌舵的退休了，政策還有沒有連續性，的确很難說。

不幸的是，鄭觀應的憂慮在日後一一應驗。更不幸的是，從小被愛國主義教育洗腦的他偏向虎山行，選擇了跳槽，就任招商局幫辦。

既然認準一條路，何必打聽走多久

當然，也有人洞徹世事，死活不上賊船，這就是最後一個大買辦席正甫。

中國版羅斯柴爾德席正甫常年為英國彙豐銀行操盤，清政府向彙豐的借款基本由他經辦。

年薪高達十萬兩白銀，還不算各種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卻異常低調，關于他的記載一鱗半爪。

雲山霧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編織了一張龐大的網絡，在上海的外資銀行逐一滲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至1900年，家族資産已逾一千萬兩白銀，相當于修建頤和園的工程總款。

席家祖孫三代始終同官場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友好關系。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樹勳是拜把兄弟，其孫同宋子文是姻親。這樣一個矍铄的金融世家，熬過了最混亂的年代，卻在1949年畫上了省略號。

但也比1884年就句號了強。

三大買辦齊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覺得實現國企私營化不過是分分鐘的事，便着手逼宮，要求國有資本退出。

這就挑戰李鴻章的底線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個房還容易。再加上徐潤的人品也不是無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機一來，房價大跌，無力還款，盛宣懷趁機逼他将股票和房産抵押給招商局，将其掃地出門。

唐廷樞也被李鴻章調去籌建開平煤礦，盛宣懷終于如願以償地登上了“督辦”的寶座。

從此，督辦一職由北洋大臣任免，總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財務；各地分公司的總辦則由股東推薦改為督辦任命。

官督商辦名存實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産，開始走下坡路。

盛宣懷使出吃奶的勁兒對招商局做國有化改造的同時，明治政府明智地将其最大的輪船國企長崎造船所以驚人的低價轉讓給了岩崎彌太郎。

于是便有了後來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凱彷徨無計時，全國已有近千家洋行，一萬名買辦。他們集中在沿海和長江沿岸，隐然一股左右中國經濟走向的強大力量。

到處是殘垣斷壁，到處是新的契機。路，要怎樣從腳下延伸？

對于大頭，舍棄虛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觸手可及。但試問，他又怎麽可能主動放棄挑戰者的身份？

如果這臺敲剝天下骨髓、離散天下子女的專制機器下已爬滿了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誰同黑暗搗亂，誰就擁有光明。

正如百年後的詩人所吶喊的那樣：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千百年來，文人總是奢談仁愛王道、理學心學，殊不知專制不除，在舊有的社會形态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過是剎那芳華，絕無生根發芽的可能。

故，此學彼學，終不若袁世凱用生命去演繹和闡釋的亡清之學。

苦悶的大頭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從1886年考中進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觀政學習，考核通過後授檢讨，升編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從六品的芝麻官，還沒實權，仰望天闕，真是宦海無涯。

按理說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謀不該混得那麽慘才對。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氣場不合的領導。

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李鴻藻覺得徐世昌虛僞矯情，非常反感。

這個得承認，不然人最後也不可能混到民國總統的位置。

問題是縣官不如現管，便是日後能當美國總統，辦公室的小領導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論，清水衙門翰林院走出過不少人才，卻也培養了很多廢柴。蓋因我國有學問便有學問家，有學問家便有學問，同時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家……

用袁世凱的話說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個半。張佩綸、徐世昌和楊士骧算三個全人，張謇只能算半個。

徐全人被老大壓制，什麽好處都輪不着。窮翰林們最大的好處就是外放省一級的鄉試考官，只要能撈到一任，立刻盆滿缽滿，鹹魚翻身。

一任都當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銀生存，每逢三節，給李鴻藻送的“孝敬”不過區區二兩，這又進一步導致了惡性循環……

深感苦海無邊的徐世昌幾番活動，謀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雖小，機會衆多”為由所阻，直到難兄難弟袁世凱敲開了他冷清的家門。

這是一次務虛的談話，卻比戊戌變法更務實。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歐洲，而徐世昌則獨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國。

這一年，美利堅的國民生産總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躍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并沒有摻太多水，但再高也沒用，不過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罷了。

作為一個當時政以賄成的農業國，大清的GDP就地産生就地消耗，從來不轉化為先進的生産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質。

美國則不然。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疆域遼闊的工業化民主制大陸國。看看遠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歐洲列強，再看看比《黃金三镖客》大決戰時還緊張的中日俄三國，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還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鄰嗎？核武器出現前還有比新大陸更安全的淨土嗎？

遠離紛争讓美國成為一座平靜的試驗場，試出了當時世界上最穩固的制度——民主共和，最先進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憲國仍依賴強人政治。可強人不常有而戰争常有，時勢造就了俾斯麥和伊藤博文，德國與日本卻最終無法擺脫二戰慘敗的厄運，皆因體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于是，徐世昌判斷，20世紀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國。

貌似不可思議，實則勢所必然。

話題回到袁世凱身上。徐世昌幫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勢：要想練兵，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受國家任命。而督辦軍務處五個“常委”裏，奕訢深居簡出，接觸起來有困難；奕劻資歷最淺，不是幹事的料。剩下三人裏，李鴻藻德高望重，門生遍天下（包括張之洞）；翁同龢鐵杆主戰，幫光緒打造精兵的心願比誰都強烈；榮祿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稱，後黨裏的行家裏手。

目标已經很明确，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論李鴻藻同徐世昌，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凱比起來，就像兩個世界的物種。

然而，為了亡清大業，別說是臉厚心黑，便是臉黑心厚，亦在所不辭。

接下來的一個月，袁世凱要将亡清之學發揮到極致。

秘不外宣的跑官寶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铎，此人是李鴻藻親錄的榜眼，對付老學究很有一套。

李盛铎早年奔走于徐桐門下，徐桐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對鴉片深惡痛絕，卻故意在床頭放置煙具，并揚言是傳家之寶。

老頭見了當然生氣，把他叫到跟前訓斥。李盛铎突然一副勞改犯面對攝像機的表情，叩頭認錯，又以極其誇張的動作當場将煙具砸爛，以示浪子回頭。

這下輪到徐老頭慌了：“何必把東西毀壞，不吸就行了。”

李盛铎搖身一變，成了樣板戲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師訓，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頭的撮合下，袁世凱終于見到李鴻藻，遞上了自己精心措辭的《致軍機大臣李鴻藻論甲午清軍敗因禀》。

此禀将“求官六字訣”裏的“捧”“恐”“吹”運用自如，上來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鈞鑒”。

“夫子”是不能亂叫的，但現實中很多人都在亂叫。倒不是因為吃錯了藥，而是沒有安全感，想通過拜師尋找靠山，借機上位。

對這種亵渎師道尊嚴的卑劣行徑，李鴻藻極其反感。于是，知趣的大頭叫他“太夫子”——當我老師的老師總行了吧？

這就把李鴻藻捧上了飄飄然的神壇。

實踐證明，沒有人能對“捧”字免疫。而且正由于比比皆是，太過常見，反倒習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随園詩話》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當庶吉士，散官考試時吃了不通滿語的虧沒能留下，外放到江蘇做縣官。

在向自己的老師、以清正聞名的尹繼善辭行時，當過兩江總督的尹老師問他下去以後有什麽打算。

袁枚故作為難道：“也沒什麽打算，就是準備了一百頂高帽子。”

尹繼善很不高興，年輕人怎麽也搞起這一套來了？（不搞這套你們這些老同志能提攜後進嗎？）

袁枚開始飙演技，說現在社會上風氣不好，都喜歡戴高帽，像老師您這樣不浮誇的又有幾人呢？

尹繼善聽了很高興。袁枚出來後，一朋友問他談得怎樣，他笑道：“很好，帽子已經送出去一頂了。”

所謂“恐”就是恐吓。

當然你會問，下級也敢恫吓上級？

這你就不懂了，恐和捧要互為所用，方見奇效。有的人捧了一輩子，卻永遠只能給領導提鞋，就是因為少了恐。

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觀之人見他阿谀奉承，卻不知句句暗擊要害，上司早已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中有捧，旁觀之人看他傲骨嶙峋，聲聲責備，其實受之者滿心歡喜，骨頭都酥了。

袁世凱的恐恰到好處，不溫不火。先是點明清軍将領驕飽疲懦的現狀，再以倭寇即将“北控遼海，南據澎臺”，不思變革，數年後“大局之危必有甚于今日者”吓唬李鴻藻，最後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助我還遼的三國其實各有私心，歸根結底自強才是王道，刻不容緩。

這就為談論西法練兵做好了鋪墊。

再者便是自吹自擂。

吹，是一門藝術，想達到西門吹雪的境界，還得跟袁世凱學。

論及練兵，他只字不吹，有一說一，卻在函末貌似不經意地提起中風偏癱的生母，自己拟趁公務已畢，請北洋賞假，回鄉省親。

吳大澂當年為他題寫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大頭一直謹記于心，這句話還有一層引申含義——凡清流，必重移孝作忠。

袁世凱提這茬還有一個作用：暗示李鴻藻，自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