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借勢黨争，(4)

兵營秩序從此井然。

問題是國有國法軍有軍規，人民子弟兵把人民給殺了，絕對是聳動的新聞頭條。再加上這幫商人并非你想象中的弱勢群體，一番活動下，禦史胡景桂參了袁世凱一本，說他“營私蝕饷，擾害一方”。

半年不到，就出了問題，光緒高度重視，責成榮祿赴天津徹查。

新建陸軍由督辦軍務處直轄，榮祿又是兵部尚書兼慈禧門下走狗，派他去看個究竟，各方面都放心。

随行的還有兵部員外郎陳夔龍。

鑒于我國官員應付檢查時登峰造極的表演藝術，聖旨嚴厲道：“斷不準徒飾外觀，毫無實際。”

這事在東方基本算痼疾。俄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公爵戰功卓著、聰穎過人，一次，女皇沿第聶伯河巡視，波将金幹了一件獨出心裁的事：下令把自己治下貧困肮髒的村子裝裱一新，打扮成一片繁榮的模範村。西方人少見多怪，後來就把各種弄虛作假的樣板工程統稱為“波将金村”。

深谙此道的榮祿當然不會上當，他決定搞突然襲擊。

到了天津，跟直督王文韶照了個面，旋即輕車簡行趕赴小站。

事實證明，在實力面前，關系和權謀都是浮雲。整齊劃一的身高，氣宇軒昂的士兵，操法娴熟，聲震雲霄，看得榮祿颔首贊許。

他忽道：“你覺得新軍與舊軍比，如何？”

陳夔龍：“卑職不懂軍事，何敢妄加評論？但看表面，舊軍不免有暮氣，新軍參用西法，倒是別開生面。”

榮祿：“你說對了，此人必須保，以策後效。”

問題是胡景桂的參劾雖多屬空穴來風，但“誅戮無辜”這條卻不假。如果據實複奏，大頭必然交吏部議處，最輕也是撤去督練一職，到時候翁同龢順水推舟又整一個洋人練兵，剛有起色的國防事業就中道崩殂了。

于是，榮祿大膽回奏光緒，說查無實據，請從寬議處，以鼓勵将來。

大頭雖僥幸過關，卻頹廢了許多，将近一個月沒緩過勁來，在給徐世昌的信中幻滅道：“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水。”

Advertisement

與此同時，康有為卻迎來了他人生中最嚣張的時刻。

強學會的成功促使他南下游說張之洞，希望能拉到一筆贊助創辦上海分會。張之洞答應得很爽快，但有一個附帶條件：康有為必須放棄孔子改制的學說。如此，則一定竭力供養。

康有為偏執症發作，道：“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豈能為了一個區區兩江總督的供養而放棄自己的學說！”

于是，還沒步入正軌，張之洞就撤資了，理由是上海強學會的機關刊物《強學報》抛棄“光緒紀年”而采用“孔子紀年”，有敵視現政權的嫌疑。

不久，北京強學會也因禦史楊崇伊的彈劾被慈禧查封。

可能你會覺得康有為很有氣節，但只要對比一下公開出版的《孔子改制考》和戊戌年進呈光緒的版本，光環立刻蕩然無存。

給皇帝看的版本作了大幅删改，原版中“議院”“民權”等字眼統統消失，而代以“孔子立法，以天統君，以君統民，正五位，立三綱，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義”之類肉麻的吹捧。

氣節？氣死豪傑罷了。

紐約。

下野的李鴻章乘坐“聖路易斯”號郵輪抵達美國。為了迎接他的到來，正在海濱度假的克利夫蘭總統特地趕回。

歡迎儀式被《紐約時報》稱為“史無前例的禮遇”。迎賓彩船和幾十艘裝飾一新的白色軍艦在港口列陣相迎，當聖·路易斯駛入時，艦隊發出了十九響禮炮。

二十層的高樓，李鴻章從未見過，但更吸引他的還是樓上樓下的美國青年。那一張張沒受過欺負的臉，時刻洋溢着自信和歡笑，沖李鴻章拼命揮動星條旗、黃龍旗，又跳又叫。

在記者招待會上，李鴻章回答了一個令人唏噓的提問。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将美國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不願将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那樣敢講真話，也沒有你們這麽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

李鴻章跑到牆外顯然不是為了體驗言論自由，事實上他肩負着朝廷授予的一項秘密任務——聯俄制日。

光緒已經數不清第幾次被同一場噩夢驚醒。

夢裏，日軍用刺刀穿透婦女的胸膛，将不滿兩歲的嬰兒串起來，故意舉向高空，讓人觀看。一男子失足跌倒，被日兵擒住。一個美國記者走上前示以臂上的紅十字纏帶，欲救之。日兵不理，以刺刀連插男子頸項後揚長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這是旅順大屠殺的殘酷景象，幸免于難的，全城僅三十六人——任務是留下來收屍。

光緒的眼眶濕潤了，昏黃的燈光下，他寫道：奉旨。環球之大，惟俄國與中國為三百年舊好。

熊的盛宴

這是對俄國抛出的橄榄枝的回應。

1896年9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俄方提出，為表示對俄國的感謝（幫清廷讨回遼東），中國應派重臣親臨致賀。

項莊舞劍，意不在此。

沙俄的遠東政策和日本的大陸政策都是擴張性的，彼此水火不容。現在朝鮮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俄國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它要趁戰後彌漫在中國上空的仇日情緒尚未衰退之際拉攏清廷，以締結軍事同盟的形式，名正言順地進入東北，并在時機成熟時據為己有。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光緒聖旨裏的“三百年舊好”都像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作為中國的頭號威脅，俄國最擅長“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總是在清廷被列強打蒙時從天而降，威逼利誘，趁火打劫。

第二次鴉片戰争時，俄國不廢一兵一卒，就憑《瑷珲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割走了半個東北，刷新了世界歷史上土地割讓的紀錄。

近代史上，被俄國巧取豪奪分出去的土地，占中國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

雖然嚴複和黃遵憲早就指出包藏禍心的俄國才是中國之大患，但清廷已無路可走。鴉片戰争以來，由“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以夷制夷”再到“結強鄰以自保”，可供轉圜的外交餘地已然不多。

從光緒到李鴻章，從張之洞到劉坤一，都被俄國的“仗義執言”和主動示好所蒙蔽，以為可以托庇，危機時不致孤立無援。

抵達聖彼得堡後，沙皇對李鴻章優禮有加，除隆重接待外，還授之以勳章，許之以重賄，一切能滿足清廷面子的排場，無不做到極致。

于是，《中俄密約》簽訂。

其他條款倒無所謂，致命的一條是：中國允許俄國修築一條橫貫東三省的鐵路，直達海參崴。

李鴻章說，中國境內的鐵路應由中國自己修。

俄方以中國財力不足，恐怕十年都修不好為由，威脅說“若堅拒俄國好意，則不再相助”，李鴻章只好服軟。

開門揖盜的聯俄使東北淪為日俄角力的戰場，是李鴻章終身無法彌補的大錯。

甲午戰争後，日本短期內并無再次進攻中國的企圖，反倒想結好清廷，對抗俄國。而中俄同盟，逼迫英國不得不在亞洲大力扶持日本，使其借此東風奠定了世界五強的地位。

李鴻章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失誤實在令人費解。

有人說，這是因為《馬關條約》對他刺激太大，使之決心壓制日本，不惜一切代價；有人說，這是賭徒心态，死馬當成活馬醫，孤注一擲。

其實原因很簡單，三個字：沒，得，選。

為專制國賣命，怎麽賣都是錯。因此，與其将錯就錯，不如亡清改制。

回國時，美輪抵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當初離開馬關，李鴻章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但此番換船必須先上碼頭。

為了不讓自己同日本國土發生一絲一毫的聯系，李鴻章說什麽也不上岸。侍從無奈，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間搭起一塊跳板，冒着掉進海裏的危險，将他扶上船。

不久，德國跟風，也索要“還遼”報償，被李鴻章拒絕。年底，又提出租借山東半島膠州灣的要求，再次遭拒。

于是，曹州教案爆發了。

如果不是人為安排，那一定是墨菲定律（越擔心出錯的，終将會出錯）。

山東省曹州府巨野縣的兩個盜賊跑到教堂行竊，殺死了兩名德國傳教士。清廷非常緊張，責令山東巡撫李秉衡限期破案，并派大員親赴巨野督辦。

兩名案犯迅速落網，被判死刑，清政府也答應賠償一切損失。可德國又豈會放棄大做文章的好機會？

1897年11月，德軍出動兵艦強行登陸，占領了膠州灣和青島港。

英國馬上跟進，要求在長江流域的特權；法國盯上了廣西、雲南；日本則看中福建；連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要租浙江的三門灣。

瓜分狂潮風起雲湧，《時務報》轉載了日本的新聞，《中俄密約》昭然天下，一時間輿論大嘩。

按照康黨的說法，《時務報》是由康有為指揮創辦的，與夭折的上海強學會具有血脈上的繼承關系。

這又是不知所謂的夢呓。

《時務報》的創始人是進士出身的著名報人汪康年（1860—1911）。在張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的幫助下，他拉到了原本打算資助上海強學會的餘款。

梁鼎芬和康有為是至交。但康南海這人吧，你不跟他共事，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從《時務報》開始，梁鼎芬對康的态度逐漸發生改變，直至成為康黨的反對者，明言“長素執政，不五日而亂天下”，可謂一針見血。

本來，汪康年邀請妙筆生花的梁啓超擔任主筆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好事。由他撰寫的社論最受讀者歡迎，成為報紙的品牌欄目。據後來的鴛鴦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回憶，當時蘇州一帶的青年學子争讀《時務報》，對梁啓超奉若神明。

其結果就是，又讓康有為盯上了。

他想讓《時務報》變成康黨的輿論陣地，宣揚自己那套“尊孔維新”的怪論，梁啓超的存在則是滲透報館的重要棋子。

在他的運作下，麥孟華、徐勤等康門弟子陸續進入報館，大有鸠占鵲巢之勢。

不久，梁啓超在康有為的指使下向汪康年提出：報紙應當采用孔子紀年。

汪康年怒了：拜托成熟一點好不好！剛搞垮了上海強學會，又來這套？

在報館高層的一致反對下，康有為沒能得逞。于是，梁啓超有情緒了，開始玩忽職守，以探親為名跑回了廣東。

本來約定四十日返回，并答應文章寄回上海，不誤報期。結果汪康年一篇文章都沒收到，返期也一推再推。

不僅如此，梁啓超還兩次致電汪康年，訴說自己強烈的出洋願望，請他轉告《時務報》投資人之一、剛被任命為駐德公使的黃遵憲。

沒過多久又有梁啓超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國的傳言，汪康年幾近崩潰。

梁啓超最終未能成行。回到上海後，他加緊了奪權的步伐，組織康門弟子群毆了汪康年高薪聘請的新任主筆章太炎（1869—1936）。

成功，只需像壞人一樣勤奮

其實，康有為早就想揍主治古文經的章太炎了。

學術上，兩人方枘圓鑿。章太炎一再宣稱經書是客觀的歷史，并非神秘的宗教預言。而且還經常跟人揶揄康黨，說：“大賢”們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帝王之兆）。

趕走了章太炎，人事糾紛頓時公開化。外界紛傳《時務報》将“盡逐浙人而用粵人”。

整個1897年，報館內亂不斷。梁啓超動不動就揚言要率康門弟子離館“去西湖讀書”，或者以另立山頭、組建《新時務報》相要挾，逼迫股東趕汪康年下臺。

問題是江南士紳裏，反感康梁的人實在是燦若繁星。

汪大燮（xiè）：“（康梁）終日賣人，必為人賣。”

鄒代鈞：“其奸詭不可不防。”

即便是中立派，也對梁啓超挑起的戰端深感厭煩。時任報館校對的王國維悲觀道：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終不能合群。

康黨失道寡助，梁啓超一點便宜沒撈着。正好譚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錯，受巡撫陳寶箴之托，邀請梁啓超擔任新成立的時務學堂總教習，梁遂率韓文舉等康門弟子集體入湘。

作為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不缺吃不短穿，政治主張反倒比康、梁堅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滿革命。

他是墨家最後的信徒、弓馬娴熟的夕陽武士，奔走于這片堕落的土地，像堂吉诃德一樣格格不入、有心無力。

江湖上流傳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誼，會黨（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民間團體）中遍布着他急公好義的事跡。

更重要的是，繼黃宗羲之後，他将批判君主專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憑借蠻野兇殺之氣以竊中國；（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其民則有餘；中國惟恐民之知兵，民間售藏槍械謂之犯法；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覺悟。

因為過于痛恨清政府，譚嗣同還得了失心瘋，在甲午年清軍一潰千裏時擊節叫好，稱贊日軍是無敵于天下，“神武不殺”的仁義之師。在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如何籌措經費時，甚至主張“盡賣新疆于俄羅斯，盡賣西藏于英吉利。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邊地亦皆可賣”。

當然，作為高幹子弟，譚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綠卡不是為了給發達國家貢獻GDP，而是出于對清廷的絕望（“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

早在1886年，他聽說上海的英國領事館搞了一個“貢捐”，捐者可得保護，免受中國官吏的騷擾和冤殺。于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證此事，并表示“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

就是這樣一個有志青年，又被康有為給利用了。

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俗話說得好，“一見南海誤終生”，官迷康有為上來就勸譚嗣同棄官。

所謂的官是指譚繼洵給他兒子捐的南京候補知府。以譚嗣同的政治立場，當然不喜歡，但畢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權當撐了一頂保護傘。

結果就讓康有為給說沒了。

康長素這麽“毀人”不倦其實也有他的苦衷，強學會鑼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飛煙滅，無異于一頭冷水澆下來，寒徹骨髓。

而且，京城內外，對康有為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認可的人少之又少。

高層不關心，同僚不熱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強瓜分），康有為猛然起身，決定背水一戰。

腹地自立。

雖說康有為後來時以維新派招搖，時以保皇黨撞騙，但在那一刻，卻是徹頭徹尾的革命黨。

證據就是康門弟子何樹齡寫給康有為的信。信中用“大濁國”代替敏感詞“大清國”，說“大濁國必将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産何足惜？所難堪者，我之親戚兄弟耳”，并和老師探讨建立大同國的事宜。

康有為将策動革命的根據地選在湖南，皆因湘人敢為天下先，環顧宇內找不到比陳寶箴思想更右的巡撫。而譚嗣同，則是他的馬前卒。

梁啓超入湘後，獨立計劃進入快車道。在《上陳寶箴書》中，他明言“必有腹地一二省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生機”。

舉例也舉得匠心獨運——鄭成功。

鄭氏臺灣妙就妙在不聽命于滿清，而清政府亦不宣布其為叛逆，可謂清朝版“一中各表”。

陳寶箴的開明也絕非作秀。姑息縱容之下，梁啓超反清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公然在時務學堂上咒罵鞑子（“屠城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發指眦裂”）。

學生們也很興奮，忠實記錄了梁老師的反動言論。

再加上平時基本都住校，不與外界交流，課堂上的氣氛日趨激烈。直到年關放假，家長們才看到課堂筆記上充斥着諸如“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等大逆不道的言論，不禁慌了，紛紛找到時務學堂總辦熊希齡（1870—1937），要求給個說法。

問題是熊希齡向來跟梁啓超一個鼻孔出氣。由于對鄉紳代表葉德輝孜孜不倦地帶頭鬧事嚴重不滿，他不惜無中生有地污蔑對方“倒梁”是為了謀取時務學堂總教習這一薪資豐厚的職位。

事實上葉德輝家境富裕，張之洞屢次聘請都不應，人“倒梁”完全是吃飽了沒事幹，一心一意為信仰而戰——保守的信仰，也是信仰。

梁啓超并不滿足于把湖南攪得雞飛狗跳，而是進一步挑戰清廷的底線，點校私印黃宗羲的著名禁書《明夷待訪錄》，還在《湘報》上為這本號稱“中國的人權宣言”大作廣告。

譚嗣同則發揮其特長，聯絡會黨，把湖南搞成了一座火藥桶。雖然沒爆炸，但為日後唐才常的自立軍埋下了種子。興奮的梁啓超寫信給康有為，稱贊譚嗣同“才識明達，破例絕倫”，選總統的話非他莫屬。

康黨的活動引起了湖南士紳的一致反感。沒過多久，梁啓超就在葉德輝、王先謙等學界領袖的施壓下被迫離湘。

平心而論，這幫所謂的頑固派态度很明确：支持講西學，但不支持講康學；支持搞維新，但不支持排滿革命。

這似乎是戊戌年悲劇的預言：當大多數人都對變法達成了共識時，他們反對的其實只是由康有為來當主持人。

昏聩的老翁

做人，還是要像大頭一樣穩紮穩打。

之前，周馥見幕主失勢，已辭去了直隸按察使一職。光緒為鼓勵袁世凱練兵，将此銜授予了他。

這就導致了尴尬的一幕。

李鴻章出使回國，駐節天津，王文韶命全體直隸官員前去拜見。布政使之下就是按察使，大頭跑都跑不掉。

入座後，李鴻章雄風猶在，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和衆人寒暄了幾句，就輪到袁世凱彙報工作了。

自然是說練兵的事。誰知剛剛講完“聘請德國教員，簽訂了合同”，李鴻章就勃然色變，舉起手杖，用力敲地，砰砰作響，厲聲道：呸！小孩子，你懂什麽練兵，訂什麽合同！我治兵數十年，現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這樣容易練的？雇幾個洋人，扛一杆洋槍，念幾聲“橫土福斯”（“One Two Forth”，即“一、二、向前”），便算是西式軍隊麽？

袁世凱面紅耳赤，大氣不敢出一口，衆人也都低垂着腦袋。

恍惚間，他考慮的倒不是個人榮辱，而是一場更大的屈辱：德國人都欺負到家門口了，卻仍然不得不聘請德籍教員。

也許，這才是李鴻章火冒三丈的原因。

不能再等了。

否則，清廷還沒亡，中國就又要亡天下了。

于是，在新任的參謀營務處總辦徐世昌的襄助下，半個月內，兩封字字泣血的變法說帖接連出爐，呈交給了翁同龢。

袁世凱開宗明義：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除了變法自強，別無他路可走。

他明确指出，中國落後于西方國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後。比之現在猶不承認的衮衮諸公，早了一百多年。

改革的矛頭則直指地方。

相比于康有為在中央搞核試驗，地方卻一點共振都沒有，袁世凱的方案顯然技高一籌。

首先，地方督撫有實權，容易在小範圍內試點。其次，封疆大吏多有基層工作經驗和同洋人打交道的經歷，看問題比較客觀，傾向改良。

問題是一旦涉及到自身和小團體的利益，再開明的人翻臉也會比翻書還快。因此，在裁汰冗員一事上，袁世凱主張妥善安排。

“厚祿以養之，崇秩以榮之”成為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

緊接着就拿科舉開刀。廢除的時機還不到，但可以改變空洞的考試內容，并開設西律、技藝和軍務三門特科。

最重要的還是七項理財措施，它集中體現了袁世凱的經濟思想。

一、籌銀錢、設銀行、造紙幣；

二、振興商業，設立商會；

三、廣集商股，舉借外債，修築鐵路；

四、開發礦藏，鼓勵商辦，保護礦主；

五、扶助民營企業。在簡化審批的基礎上，對于財力不足者，國家酌情籌借資本；六、發展郵政；

七、借鑒海關的管理辦法清理內地關卡。

其中第五條和第七條，至今仍具借鑒意義。

中小企業貢獻了百分之八十的就業崗位，貸款之難，卻舉世罕見。

同時，物流成本推高了物價，星羅密布的收費站比之清末的厘卡，堪稱敢教日月換新天。

袁世凱的超前性和針對性，由此可見一斑。

帖中還附有一幅後來流傳頗廣的《時局圖》，在“不言而喻”和“一目了然”兩列字的中間，中國版圖上密布了北極熊、老鷹等代表着西方列強的飛禽走獸，危如累卵之勢，躍然紙上。

然而，你要把這理解為袁世凱開始忠君愛清那就大錯特錯了。

實情在翁同龢的日記中：

袁世凱來，深談時局，慷慨自誓，意欲辭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籌大局為亟。

所謂的籌大局即謀求封疆。

這都是讓王文韶給逼的。在他手下當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稱，精打細算，混功了得。

史載王文韶“重聽”（聽覺遲鈍），在官場，這可真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每當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問題時，王大人便會适時地犯病，不是裝聾作啞就是顧左右而言他，總之讓你無跡可尋。

袁世凱本來有添兵三千的機會，光緒也批準了，下旨給王文韶，讓他從直隸的綠營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殘兵，省出的糧饷供大頭招募新兵之用。

将自己飯碗裏的飯（哪怕是冷飯）主動舀給別人吃，王文韶還沒那麽高的覺悟。

于是，擴兵至一萬的宏願就此成為泡影。

袁世凱痛定思痛，深感僅有練兵之權還遠遠不夠。擴軍和攬才二事，非錢不辦，只有兼管軍民的督撫才能不受制約地把局面做大。

可惜，在張蔭桓的影響下，翁同龢屬意的是康有為。

膠州灣被德國強占時，康有為曾通過張向翁同龢提出一個休克療法：與其坐視列強在中國你争我奪，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動把口岸城市開放給各國通商，如此既可借諸國之力保住邊境，又能夠開啓民智。

這同後來美國抛出的“門戶開放政策”不謀而合，雖然屈辱，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好比一夥強盜跑到你家，因分贓不均打了起來，這個摔鍋砸碗，那個撬保險櫃，就差殺人放火了。你正欲哭無淚，其中一個搶得最少的發話說：算了，生在中國都不容易，一人拿一點見好就收吧。

德國的蠻不講理和俄國的背信棄義讓翁同龢舉步維艱，他第一次對李鴻章産生了相惜之感（時事之艱難，惟有李相洞悉）。

在外，無兵可戰、無理可講；而在內，和慈禧的過招已使他筋疲力盡。

兩位老同志的沖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彼時，慈禧借口“幹預政事”，要把珍妃貶為“貴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緩辦，并當面詢問“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年底，禦史安維峻上奏請殺對日妥協的李鴻章，順帶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後歸政已久，若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

太後震怒，翁同龢卻勝似閑庭信步，說“究系言官嘛”，主張從輕發落。最後在光緒的回護和奕訢的調和下，安維峻得免死罪，革職充軍了事。

當然，慈禧也不是吃齋念佛敲木魚的。之所以暫時陷于被動，皆因倚為股肱的孫毓汶和徐用儀因長期對日妥協，在《馬關條約》簽訂後被全國人民的唾沫給淹了，不得不以罷官平息輿論。

但反擊非常迅猛。半年之內，吏部侍郎汪鳴銮、珍妃之師文廷式相繼被罷。聯系到兩者是翁門六子裏的傑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猛的打擊還在後面——裁撤上書房，免去翁同龢毓慶宮行走的差事。

毓慶宮是皇帝打小讀書的地方。督辦軍務處成立後，光緒往往先在此宮就重要政務征詢翁同龢的意見，定下調子後再召見諸位大佬。

這引起了榮祿的強烈不滿，在他的煽動下，慈禧開始敲打光緒：“咱們的天下是自己坐呢，還是叫姓翁的坐？”

現在姓翁的被慈禧的組合拳打蒙了。面對袁世凱和康有為的主動投誠，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首先，康有為作為中國傳播學的理論奠基人，社會影響力無人能及；其次，狀元出身的翁同龢很看重學歷。

兩條一綜合，袁世凱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翁同龢已如風中之燭，自身難保，與其被他拉入帝黨的圈子同後黨死磕，還不如安安心心地把新軍事業做大做強，兩邊得利。

畢竟，當時各國的世界地圖上，中國的直隸省只标注了三個地區：北京、天津和小站。

而直到今天，小站人說話還遺留着當年練兵時的影子，稱發工資為“關饷”，改善夥食為“吃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