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
說大人者，藐之、怒之、利之
1898年1月2日，河将結凍。
同樣凍結的還有康有為的心。準備回家過年的他行李都上車了，翁同龢來了一出“蕭何追韓信”，終于留住了康長素。
很難想象如此感人的一幕會發生在兩個自視甚高的人之間，但翁同龢這麽一路趕來，腦海中浮現的是海關總稅務司司長赫德剛剛發表過的一番肺腑之言：一切取決于将來能實實在在地做些什麽。如果決心從明天開始就正經着手改革，今天的損失是無關緊要的。否則不過是向狼群投擲的一片片肉，使它們暫時追不上來，直到把馬累死為止。
南海的盛名早就簡在帝心，加上翁同龢的力薦，求治心切的光緒當即準備召見。
奕訢扯住了龍袍：使不得。
清制四品以上官員皇帝才能召見，康有為一個六品的工部主事，不在此列。當然，以奕訢之開明，攔下光緒顯然不是為了遵循祖制，而是出于保護。
鑒于不爽康有為的人俯拾皆是，奕訢的顧慮決非庸人自擾。
TVB老戲骨許紹雄的高祖（爺爺的爺爺）、時任工部尚書的許應骙就極端厭惡康有為，千方百計地阻撓他觐見光緒。
可以理解。遠仇不論，誰當領導也受不了一個上班比上網還随性的下屬。
多年的鬥争經驗讓奕訢比慈禧還了解慈禧，故當光緒試圖用督辦軍務處來架空軍機處時，第一個想到的組閣人選便是這個已經遠離政壇多年的伯父。
奕訢同情且支持光緒，他的辦法是先用總理衙門擋一下，找康有為問話。這樣不會給反對派留下把柄，而由自己坐鎮的總署，李鴻章素來認同改良，翁同龢、張蔭桓和廖壽恒都是光緒一夥兒的，剩下的奕劻和榮祿勢單力孤，影響有限。
1月24日，總理衙門，康有為的脫口秀。
榮祿：“祖宗之法不能變。”
康有為：“祖宗之法是用來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還談什麽祖宗之法？就說這個辦外交的衙門，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時制宜而已。”
廖壽恒問該當如何變法。
Advertisement
康有為：“應以修改法律、官制為先。”
李鴻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規章制度全部廢棄嗎？”
康有為：“當今列國紛争，已不再是大一統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卻仍沿襲大一統時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國的全是這些東西。即使一時不能徹底廢除，也應斟酌改訂，為新政掃清障礙。”
翁同龢問籌款之方。
康有為：“日本銀行的紙幣、法國的印花稅、印度的土地稅，以中國之大，只要變更制度，收入可相當于今天的十倍。”
接着分門別類地陳說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政、結社、海軍和陸軍的改革方法，把榮祿憋得中途離場。
最後呈上新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以供采鑒。
當晚，翁同龢在日記中用兩個字形容康有為白天的表現：狂甚。
從這一刻起，翁師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輕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不能把光緒的渴求急變解讀為孟浪，确實是因為陛下跪了太多的廢柴。
由于各部的滿族主事大多目不識丁，沒有外放和升遷的機會，朝廷往往讓熬了多年的滿主事去當禦史，以示優待。
結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甲午戰争正酣時，一日早朝，國子監祭酒、甲骨文發現者王懿榮在午門外和同僚論及軍事，嘆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為大将不可。”
檀道濟是南北朝時宋朝的名将，王懿榮以此指代左宗棠的愛将、常年衛戍新疆的甘軍首領董福祥。誰知一個滿禦史聞言湊了過來，問“檀道濟”三個字怎麽寫。
王懿榮鄙視地看了他一眼，随手一寫。
滿禦史樂颠兒樂颠兒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緒便接到一封奏疏，上書：請迅速起用檀道濟……
正氣得胸悶，又收到一折：
日本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于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辯大臣前往，與該兩國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之。
……
由此不難想見光緒在讀到言之有物煽動性強的康著時心潮澎湃的場景。
同樣激動的還有慈禧，捧着康著《波蘭分滅記》，她淚如雨下。
戊戌年的所作所為再次印證了慈禧的立場：要改革，但不能威脅到自身的權力和滿人的統治。因此，她對光緒說：“不燒祖宗牌位，不剪發辮，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問題是康有為見光緒不斷催要自己的論著，索性來他個“小變不如全變，緩變不如驟變”，在《上清帝第六書》中抛出兩顆重磅炸彈：廢八股和開制度局。
一個從廣度（士林）一個從深度（高層）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個幹幹淨淨。
制度局是從日本引進的“舶來品”，康有為的設計，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脔（luán）。
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設十二專局（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游歷局、社會局、武備局），地方“道”一級設新政局、縣一級設民政局，徹底架空從軍機處、六部到地方道縣的各級官員。
直到此時，戴在康有為臉上比川劇變臉還多的層層面具才全部揭開：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黨，也不是要求議會的改良派，更不是遵從孔孟的傳統士大夫，而是迷信權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枭雄。
即将登頂成功的康有為臨風而立，俯瞰衆生，一副憂國憂民的表情，滄桑道：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翁同龢的底線
翁同龢馬上意識到危險近在咫尺。
雖然慈禧可以開明到給光緒請英文教師，但權力紅線決不能碰，一旦變法滑向黨争的歧途，則再無回頭是岸的機會。屆時，作為帝黨領袖、康有為的介紹人，翁同龢将首當其沖。
讀過《新學僞經考》後，翁同龢開始從內心深處排斥康有為，稱他為“經家一野狐”。
而在對比了公開發行和進呈光緒兩版立論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後，翁同龢對康有為的人品産生了嚴重的懷疑。
開議會還是開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謂南轅北轍。一個伸張民權，一個鞏固君權。
對康有為在戊戌年之前與之後都大談議會和憲政，唯獨戊戌年間猛烈反對的行徑，同盟會骨幹胡漢民犀利地指出：前時因官職不高，或因立憲條陳，被一封禦旨弄個貴族議員當，豈不榮耀？及特旨召見，自以為指日可以大用，變法之際要用他多少條陳，作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萬一他把握政府的權柄，卻被議院監督住，豈不是好些不便？
康有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實，便在日後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歷史真相。
以《上清帝第六書》為例。原折中對制度局的定位是“将舊制新政，斟酌其宜”，僞折中卻變成了“商榷新政，草定憲法”。
不僅如此，僞折還摻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沒有提及的對西方政治體制的描述：“泰西論政，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後政體備……”
多少政客，以為惡行只要做得足夠隐秘，便能逃脫歷史的審判。殊不知在時光的沉澱下，善惡皆暴露無遺。
認清康有為廬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剎車，在光緒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時說“與康不往來”。
光緒吓了一跳，追問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測”。
皇帝當場發毛：居心叵測你引薦給我？
他強忍怒火，讓翁同龢傳知張蔭桓——繞開你總行了吧？
不料翁仍然拒絕，反問道：“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谕？”
這就有點為老不尊了。
四十歲的年齡差距，代溝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變成形同路人。
瓜分危機讓翁同龢的思想漸趨變革，甚至一度想全權委托漢納根來練兵，但觀其一生，對洋人的排斥與仇視是深入骨髓的。
在他筆下，英使巴夏禮“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僞，最可惡”，日使鹽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國公使楊約翰“尚敦篤”。曾紀澤同外賓周旋則是“作夷語，啁啾（鳥叫）不已”。
不僅如此，翁同龢還把一次外交活動寫成“正午各國公使來拜（不書“來訪”）。一群鵝鴨雜遝（tà，雜亂）而已”。把聚會結束寫成“公使退，餘等一哄而散”。
這樣一個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處豺狼虎豹叢中”的老頭，與光緒的矛盾則更像是兩個時代的差異。
其集中爆發點在于外交禮儀。
第二次鴉片戰争後，列強陸續向清廷派駐公使。圍繞使節見清帝時的禮儀，中外展開了艱難而曲折的談判，終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終。
當年二月，同治親政。六月，西方五國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禮在中南海紫光閣觐見皇帝。
1898年，面對牆倒衆人推的局面，光緒忍辱負重，穩步改進外交禮節，捭使同國際接軌。
四月，德國亨利親王訪京，光緒準其乘轎入東華門，拟在毓慶宮接見。而剛經歷了膠州危機，受夠了德國鳥氣的翁同龢則表示強烈反對。
同月，在接受俄使的國書時，光緒不再命旁側的奕劻轉呈，而是令其直接上丹陛放到自己案前。
如此僭禮之行，既不和總理衙門商量，也不跟奕劻打招呼，偏偏只張蔭桓一人事先知曉，這不能不讓翁同龢對張的用心産生懷疑。
恰好徐桐參張蔭桓“唯利是圖”，光緒讓翁同龢出面力保，翁堅拒。兩人相持不下，争執劇烈。
真正致命的打擊是奕訢的臨終遺言。
慈禧和光緒探視病危的奕訢，在問及可堪重用的朝臣時，他推薦了四個人：李鴻章、張之洞、榮祿和裕祿。
光緒試探地提了下翁同龢，奕訢條件反射般垂死病中驚坐起，把多年來對翁阻撓洋務、盲目主戰的積怨瞬間爆發：“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彌天大錯！”
五月，奕訢去世，光緒正式向慈禧攤牌。
兩人做了一筆政治交易：慈禧默許光緒變法，光緒則将翁同龢炒鱿魚并裁撤督辦軍務處。
使慈禧決意搞掉翁同龢的是軍機大臣剛毅（1837—1900）。
此人之反動舉世罕見，曾有“漢人一強，滿人必亡”“寧贈友邦，毋與家奴”等語錄傳世，嚣張跋扈。坊間傳曰：自言自語剛樞密，獨斷獨行翁相公。
剛樞密決非《走向共和》裏粗俗無知的形象，心思細密的他曾為慶賀太後大壽特意制作了十二面镂花雕飾的精美鐵屏風。
問題是中外饋獻堆積如山，慈禧早已麻木，任何奇技淫巧都激不起她半點興趣。為了引人注目，剛毅狂灑銀子，買通太監，将屏風放在內宮太後的必經之處，果然引起了慈禧的注意，下命将之移置寝宮……
奕訢死後留下的權力真空促使剛毅剛猛起來。他串通李蓮英在慈禧面前各種構陷，終于拱翻了翁同龢。
宦海沖浪
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诏》，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大幕。
兩天後，署理禮部侍郎徐致靖保奏康有為、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梁啓超為“通達時務之材”，光緒意欲召見，翁同龢再次虛與委蛇。
也是最後一次了。
6月15日，翁同龢的生日。
淩晨1點，窗外下起了綿綿細雨，“喜而不寐”的翁同龢索性起了個大早，向空叩頭後入宮。
宦官傳旨讓翁勿入，而令和他一道前來的同事進見。
等了一個小時，同事出來告退，宦官宣讀聖旨：翁同龢着即開缺回籍。
罪狀有兩條。
第一，近來辦事多不允協；第二，喜怒見于辭色，漸露攬權情狀。
一代書法大家翁同龢從此告別了政壇。
曾幾何時，他因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案聞名于世，以為能大展宏圖，再造玄黃。現在想來，上天早就用一件事提醒了他：其實，你什麽也做不了。
那是一次針對洋行的借款。戶部一位下屬悄悄告訴翁同龢，說經辦此事的人吃了不小的回扣。
翁同龢勃然大怒，當即奏明光緒，要求嚴查分食回扣者，以肅朝綱。
誰知第二天入見時，光緒無奈地搖了搖頭：“昨日之事不必追究了。”
這才知道，原來慈禧也收了回扣。
翁同龢愀然無語。
此番失勢，他才真正體會到了官場對出局者的冷漠。無人替他說話，無人為之送行。轉道天津時，終于收到一封語帶寬慰的信和一張價值不菲的銀票，竟是同他不算親密的袁世凱在人情涼薄之際送來的溫暖。
翁同龢老淚縱橫。他退還了銀票，留下了信。
歷史在這一天轉折。
洋務運動以來，晚清統治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既要重用李鴻章等幹才，又要防止其坐大。
甲午之後，以北洋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宣告破滅，如何“再造中央”成為核心的國家議題。
讓人充滿了想象的一種可能是光緒樹立權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親政，而主導這一偉大使命的卻是差強人意的翁同龢。
但無論如何，平穩掌舵的政治經驗是年輕激進的康黨所無法比拟的。因此，翁去康來所造成的代際斷裂使清廷這艘大船頓時驚濤駭浪起來。
與翁同龢開缺同時頒布的還有兩條谕令：一、王文韶調北京補翁留下的軍機大臣、總署大臣和戶部尚書之缺，榮祿接替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二、今後新任二品以上大員必須往太後處謝恩。
可見，為了能自主經營，光緒跟慈禧簽了霸王合同。
第二條不消說。而第一條，督辦軍務處撤銷後，小站新軍直接隸屬北洋大臣。把後黨門神榮祿放到這個位置用意不言自明。
調整後的軍機處，剛毅繼續剛着，裕祿态度不明朗，王文韶打醬油，錢應溥老邁、常年病休，剩下一個支持變法的廖壽恒孤掌難鳴。
光緒最大的敗筆在囿于成見，不肯起用李鴻章。
外交靠總署，內政看軍機。李鴻章曾私下對人說，康有為廢八股是幹了他想幹而不敢幹的事。
的确，三十年前他就認為士大夫“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多次上疏，虛虛實實地試探朝廷廢八股的可能性，結果遭來一片“用夷變夏”的唾罵。
時過境遷。把這樣一個奕訢推薦、慈禧倚重的人從總署大臣調任軍機領班，既不會遭遇阻力，又為變法上了一道保險。
結果卻是，中樞大換屆，李鴻章只得了一枚勳章、一份太後賞賜的食物以資鼓勵。
6月16日，頤和園仁壽殿。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康有為受光緒召見。
同在園中的還有前來領旨謝恩的榮祿和李鴻章。
朝房內，康有為與榮祿狹路相逢。後者輕慢道：“以夫子之才，也會有補救時局的辦法？”
康答以非變法不可。
榮祿鄙薄道：“早就知道法當變，但是一兩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變過來的？”
康有為大怒，忿然道：“殺兩個一二品的大員，法即變矣！”
榮祿尋思着沒得勢你就狂成這樣，真要大權在握，還不得血海飄香？
入見慈禧時，李鴻章在場。榮祿力言康有為敗壞朝綱，皇上若過于聽信，必有害大事。
怕分量不夠，又看着李鴻章，說李相經歷的事多，當為太後言之。
李鴻章當即叩頭，稱皇太後聖明，然後跪在那紋絲不動。
慈禧嘆了口氣道：“兒子大了，哪裏認得娘？其實我不管倒好。你做總督，但憑知道的做吧。”
李鴻章退下後神色大變，轉告康有為，提醒他小心。
光緒的召見持續了兩個小時。康忽悠成功地使皇帝相信：變法不必罷免大臣，專用小臣即可。大臣無辦事之勞，無丢官之慮，怨恨的言論自會平息。
一廂情願罷了。
幾天後，上谕授康有為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正五品。
行走者，有事則行，無事則走也，大大低于康黨的預期。梁啓超評道：“總署行走，可笑之至。”
好在給了個專折奏事之權，不用再靠他人轉呈。
緊接着，被康有為稱為“掃雲霧而見青天”的廢八股提上了議事日程。
命下之日，卻根本不像他所忽悠的“歡聲雷動”，而是引發了比禽流感還廣泛的恐慌。
當時會試舉人集于京師者近萬，這幫人聚餐時只有一個話題，就是問候康有為家的女性親屬。
同樣憤怒的還有翰林院的知識分子，因為有傳言說該院也要削減編制——鐵飯碗不鐵了。
連李鴻章都憂慮康有為的人身安全，讓于式枚上門勸他雇傭保镖，以防被刺。
從蒲松齡到吳敬梓，恨八股的可謂人生代代無窮已，之所以江月年年只相似，蓋因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康有為改八股為策論并不新鮮，卻因主觀性太強，給閱卷造成了嚴重的困難。浙江學政陳學棻很傻很天真，據實上奏，光緒批了一句“既然不會看策論，便不要視學了”，當即免職。
歡迎來到天朝，流氓和騙子的樂土
這就讓反對派兔死狐悲了。
已遷禮部尚書的許應骙主抓教育，百般阻撓，禦史楊深秀和宋伯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參其“迂謬”，光緒又準備罷一個。
剛毅替之求情，不許。又請求“令其申辯”，勉強答應。
許應骙連夜走訪求教，剛毅傳了一損招。
在上疏自辯的同時，許應骙大肆攻讦康有為。反正康的爛事奇貨可居，不愁沒人轉發。
剛毅則趁勢跑到慈禧那煽風點火，終使對許應骙的處分沒了下文。
八股好歹艱難地被廢，制度局則涉及到砸飯碗，還一砸一大片，怎麽看都感覺離成功隔着千山暮雪。
而且，由于變法被拖上了黨争的軌道，一些原先支持康黨的改良派也紛紛卻步甚至倒戈。
康有為毫不在意。難得吃定了皇帝，過把瘾就死也值，繼續推波助瀾：“皇上不想變法圖強則已，若想，第一件事就是開制度局。”
少了奕訢和翁同龢的減速，光緒無所顧忌，把康有為的提案交相比于軍機處較開明的總理衙門讨論。
誰知奕劻不敢做主，更不敢久拖不決，只好去找慈禧定調子。
慈禧向他交底：不可行之事，只管駁議。
于是，總理衙門出爐了一份針對康有為的批駁報告，徹底否定了制度局。
光緒拍案而起：“汝等欲一事不辦乎？重議！”
奕劻當時就震驚了。
只好請外援分擔風險，要求皇帝簡派軍機大臣一道來讨論。
這招狠就狠在，軍機處除了廖壽恒，個個跟康有為有仇。連王文韶這種原本誰都不得罪的醬油男也緊握雙拳站了出來，畢竟制度局一開軍機處就廢了——沒了醬油瓶還打個錘子醬油？
但光緒不得不同意。多年來，各地督撫養成了一切唯直隸總督馬首是瞻的習慣。榮祿不動，除了大右派陳寶箴外，誰也不敢妄動。
于是，總署接到一封同意所請卻綿裏藏針的聖旨：切實籌議，不得空言搪塞。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原本最好窩裏鬥的軍機大臣們手拉手心連心，團結在一起，準備抗“開制度局”之旨。
王文韶咳嗽了一聲，反對道：小心狗急跳牆，逼得皇上用大殺器。
指的是光緒獨有的終極技能——明發上谕。一旦發動，将繞開軍機處，由內閣拟旨，昭告天下，付之于世。屆時，一切将覆水難收。
以光緒從小就喜怒無常，動不動便拍碎玻璃自殘的缺陷型人格來看，并非沒可能。
衆人如夢初醒，齊刷刷地看着王文韶。
王大人只抛出一個字：磨。
你不是要設法律局嗎？那我先從各部抽調司員修改律例；你不是要一體士民皆可上書嗎？那我改為職官交本部衙門，士民遞都察院。
總之大事辦小，聲東擊西，各種磨洋工。
強催之下總算開了個農工商局。從名字不難看出，被磨怕了的光緒把原十二專局裏的農商局和工務局給合并了。
許應骙也沒閑着，發動水軍造謠。
謠言起于康有為的異想天開：把全國的寺廟都改為學堂。
本來就很誇張，在許應骙的演繹下，更成了一部摻雜着宗教元素的政治陰謀片：康有為進獻藥水，光緒服用後性情大變，急躁異常，開始在宮中設禮拜堂，并加入了天主教。
雖說比《等待戈多》還荒誕，但聯系到讓皇帝改國號“大清”為“中華”之類的狂暴舉動康有為沒少幹，群衆也就相信了。
混亂使康黨內部産生了分歧。沈曾植深憂變法會因康有為的魯莽而滅裂；張元濟和梁啓超都勸他急流勇退；其弟康廣仁更是寫信抱怨道：規模太大，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康有為成了活靶子，破鼓萬人捶。
對真正的改良派而言，這其實是一件好事。
比如太仆寺少卿（最高管馬機構的二把手，正四品）岑春煊（1861—1933）就從不參與争吵，而是瞅準鹬蚌相争的時機，上了一道裁并官署的奏折。
覽奏後，光緒讓李鴻章拟了一個黑名單，上榜的統統撤銷，一口氣裁了光祿寺（宴飨）、鴻胪寺（迎賓）、太常寺（祭祀）、大理寺以及湖北、雲南、廣東三省的巡撫等閑衙冗職。
當然，不明真相的反對派又把賬算到康有為頭上。
一次性炒了近萬人，朝野震駭，頗有官不聊生之感。外媒的評價是：在中國政界掀起了一場革命。
當廖壽恒找到康有為，請他谏阻光緒以平息朝局震蕩時發現，原來康聖人并不介意替人背黑鍋，還火上添油地說：“不裁則已，要裁就全裁。”
禮部主事王照嗅到一條破冰之路：與其讓反對派跑去依仗慈禧，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不如主動把變法的美名讓給太後。慈禧好名，向來喜談改革，如此則皇上的志向得以施展而頑固黨卻失其憑恃。
康有為當場反對，說太後撤簾已久，不容再出掌朝政。且清朝祖制，大臣不許言及宮闱，犯者死罪。
這會兒搬出祖制了，原來祖制是用來壓人的。
王照不理，直接上疏道：“請皇上奉太後游日本，知其崛興之由。然後奉太後之意，曉谕臣民，以變風氣。”
結果引爆了定時炸彈。
作為禮部堂官，代呈本部官員的上奏原屬許應骙分內之責，他卻把王照的折子壓了一個月，直到當事人問起，才以“日本素多刺客，不便出訪”為由敷衍。
兩人旋即破口對罵，咆哮公堂。王照指責許應骙違抗皇上廣開言路的旨意，威脅說要請都察院代遞。許應骙見壓不住，只好呈遞，但附奏說：“請聖駕游外洋，安知不是包藏禍心？”
光緒當場暴怒，一氣之下把禮部兩個尚書（一滿一漢）四個侍郎，共計六個堂官全部免職。
此舉有利有弊。利在以儆效尤，弊在殃及無辜。滿尚書懷塔布就親身體驗了一把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此人幾乎從不上班，王照的折子一個字都沒見過。結果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被革職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照，被光緒贊為“勇猛可嘉”後賞三品頂戴。
徐致靖也去掉了“署理”，正式成為禮部侍郎。
同時，任命譚嗣同、楊銳、林旭和劉光第為正四品的軍機章京，徹底向世人宣布：我說了算。
楊銳和劉光第均非康黨，而是張之洞推薦給光緒的維新人才。林旭舉人出身，年紀最輕（二十三歲），卻最積極。
四人的超擢，讓無緣再見光緒的康有為大吐酸水：爾等事實上已位居相位，但沒有威儀，望之不似宰相。
騙中騙
罷免禮部六堂官雖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時間言路大開，但由于事先并未向慈禧請示，實際上已經違反契約。
加之懷塔布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燈，常年侍奉太後宴游，進頤和園跟進自己家似的。一番哭訴下來（挑撥說皇帝要盡除滿人），慈禧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便上演了“有困難找榮祿”的游戲。
之所以找榮祿，看看北洋大臣此時的軍權就明白了：董福祥的甘軍、宋慶的毅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
國防力量的全部精銳。
先是懷塔布夜訪天津找榮祿，接着是保守派筆杆子楊崇伊找榮祿，都與請慈禧出山訓政有關。前者征詢意見，後者試探口風。
楊崇伊的兒子娶了李鴻章的孫女（李經方之女），本是親家。但當他糾合了一衆保守派準備奏請太後訓政，以疏示李鴻章時，李不肯簽名。
很快，楊崇伊們又放出一條謠言，說慈禧與榮祿密謀，将借9月天津閱兵，行廢立之大事。
如此荒誕的場面便是拍《光緒王朝》也會因為場面大、調度難、耗資巨而被投資方砍掉。胡漢民後來就嘲諷道：太後真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夠了。當着六飛出狩的季節，千軍萬馬的場所，拿光緒殺了，這叫做什麽玩意？
之所以越傳越神，連光緒都緊張地表示“誓死不去天津”，蓋因保守派怨念太深，做夢都夢到類似的場景，聚到一起更是言之鑿鑿指天誓日，就差直接說“老佛爺親口告訴我的”。
康有為則是緊張之中透着興奮：終于找到無與倫比的統戰理由了——救駕。
當然，以他一貫的思維方式，光救駕是不夠的，要以攻為守——清君側。
在康有為看來，榮祿是指望不上的，染指軍隊的希望只好寄托在思想開明、支持過強學會的聶士成和袁世凱身上。
聶士成時任直隸提督，跟王照是把兄弟。
康有為的計劃是：讓徐致靖勸王照去找聶士成，先征得他的同意，然後召其入觐，授以直隸總督，取代榮祿。
第一步就卡住。
王照堅持認為慈禧和光緒純屬家務之争，本可調和。結果被康有為搞成了黨争，現在還想挑起戰争，簡直喪盡天良，當場予以拒絕。
徐致靖擺出一副過來人的姿态訓斥說：“你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圖報，卻為身家性命考慮，于心能安嗎？”
王照反駁道：“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安。我王照絕不做範雎。”
無奈之下，康有為把寶押到了袁大頭頭上。
徐致靖的侄兒徐仁祿被派往小站試探袁世凱的态度。
按理說大頭對徐致靖很有好感，畢竟人曾上奏保薦過自己：（袁世凱練兵）賞罰至公，號令嚴肅，一舉足則萬足齊發，一舉槍則萬槍同聲。行若奔濤，立如植木。
但徐仁祿上來就按康有為的授意挑唆道：“我同卓如（梁啓超）、複生（譚嗣同）屢次向皇上舉薦你，皇上告訴我等，榮祿說你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何事與他不和？”
離間計一眼便被識破，袁世凱故作驚悟道：“之前翁常熟想增加我的兵額，榮祿說不能放任漢人坐擁兵權。常熟說曾、左也是漢人，如何不能統率大兵？可榮祿到底還是不肯增啊！”
見徐仁祿信以為真，便将計就計向他抱怨所練之兵僅只七千，力量單薄，稱“假使西方兵力是我的一倍，與之作戰，可以獲勝；是我的兩倍，也可獲勝；若數十倍于我，唯有捐軀效命而已”。
言訖，潸然淚下。
對康有為師心自用、名為變法實為奪權的改革，袁世凱不以為然。
很好理解。即便改成了，也跟他亡清的夙願沒半毛錢關系，甚至可能背道而馳。
但和康有為不同的是，大頭絕不會輕易得罪任何官場中人，畢竟這裏是中國。
更不要說皇帝身邊的紅人了。
于是就有了康有為起草，以徐致靖的名義上奏的薦章。
在表揚了一通袁大頭的好人好事後替他要官（給予封疆大吏的位置，或改授六部堂官之職，使之獨當一面）。
光緒對袁世凱一直頗有好感，便于當日诏大頭來京陛見。
王照聽說後大驚失色，跑去質問徐致靖。徐支支吾吾道：“召袁入京，為的是抵禦外侮。”
這可真是塵歸塵土歸土，你當我是二百五？
一旦光緒染指軍隊，勢态必将失控。
問題是在老男孩康有為看來，青春就是瘋狂地奔跑然後華麗地跌倒，誰也擋不住他一路狂奔的熱情。
于是便有了移花接木的懋勤殿。
此殿作為皇帝的書房，名字比較古典（懋學勤政）。康有為覺得“制度局”三個字太洋氣，招來許多不必要的非議，幹脆暗度陳倉，指使譚嗣同撺掇光緒開懋勤殿。
當然，簡單粗暴地指責康有為換湯不換藥也是不負責任的。事實上從制度局到懋勤殿，人着實加了一劑猛藥——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