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頂層亡清，(1)

龍骧虎步

宿命的鉸鏈轟然作響。

何人沒有夢想？當熱血沸騰時，夢想便鑄成了信念。英雄輩出的時代是不幸的時代，和平生活卻往往平庸而繁瑣。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有志之士無不懷抱平治天下的宏圖，但在數不清的榮耀與失敗的洗練下，在只問目标不計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卻初衷的人史不絕載……

王道、霸道、民主、集權、蒼生、大義，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場，鑄就了人們生死以之的夢想。

然而，有夢想不是錯，強迫別人活在自己的夢裏，則大錯特錯。可惜，從“王侯将相，寧有種乎”，到太平天國的大同社會，多少飛蛾奮不顧身地撲那道萬丈光芒，卻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寧可犧牲千萬人，也不放棄心中堅守的烏托邦。

終于，手持大旗，滿面紅光地走向罪惡。

這就好比陳獨秀同胡适的區別。前者認為只有跟着我陳獨秀争自由，中國才會實現自由；而後者挂懷的是，只有當每個人都争取自由，中國才會有真正的自由。

終胡适一生，對那些鼓吹“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自由”的領袖，都時刻保持着警惕。

因為他明白，革命家有兩種，一種是不管采取什麽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見到革命成果；還有一種則純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誰又看得清誰呢？

面對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團、同盟會的東南集團，袁世凱選擇聽從楊度的建議：養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權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國四分五裂，杜絕列強瓜分的野心。

而當務之急是對付燕晉聯軍，解朝廷之圍。不然，等吳祿貞打下北京，自己就徹底退休了。

第六鎮被段祺瑞打造得鐵板一塊，吳祿貞統制未久，根本壓不住。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收買了一個管帶（營長），在石家莊火車站刺殺了吳。

燕晉聯軍旋即解散。

行将崩潰的清廷別無選擇，答應了“袁六條”，頒布罪己诏，承認“用人無方，施政寡術”。同時，解散皇族內閣，并通過資政院選舉，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着即來京組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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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給《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的信中，嚴複不無遺憾地道：如果一個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條，将産生怎樣的效果！歷史往往重演，這和法國路易十六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一切都太遲了！

嚴複顯然在體制內待傻了，不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團體是世間最頑固的存在，即使見到棺材也不會落淚。正因如此，才出現了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顏無恥的信念所淹沒，那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

冬日的彰德車站空氣清冷，氣氛卻異常熱烈。

上至巡撫，下到州縣，豫官們集體挂着标準而殷勤的笑臉，亦步亦趨地随袁大總理踱上月臺。

鞭炮聲、鑼鼓聲，嘈雜而喜慶，統攝一切軍政大權的袁世凱頭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鶴補服，環顧四周，颔首致意。

沐浴着陽光，鮮紅的頂子似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

與此同時，武漢迎來了一個神秘的客人。

蔡廷幹。

留美幼童蔡廷幹早年被美國同學戲稱為“火爆唐人”，甲午海戰時是魚雷艇“福龍”的管帶，驚鴻一瞥。

戰後，被清政府革職，在唐紹儀引薦下入袁世凱幕，以娴熟的英語和開闊的視野，日見重用。

此番，蔡廷幹帶着袁世凱的密信，低調過江，同武昌黨人接觸，明則勸其罷兵，暗則探其底線。

之所以派蔡廷幹，蓋因其在北洋海軍時曾當過黎元洪的上司。當然，廷幹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凱演了場欲擒故縱的好戲。

他指出，共和政體不适合中國國情，弱化中央權威是在幫西方列強的忙。并提醒衆人，自己曾在美國接受教育，深悉其社會生活中所蔓延的腐敗。

蔡廷幹主張君主立憲，皇帝不掌權，總理負責任，既穩定又廉潔。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場，反旗既舉，必須看着清帝遜位，否則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後算賬的可能。

因此，他誘之以利道：“予為項城計，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總統當推首選。”

宋教仁也幫腔道：“驅逐胡虜，方不愧為漢族男兒。果如此，我輩當敬之愛之，将來自可舉為總統，較之現下內閣總理，實有天淵之別。”

黃興更是托蔡廷幹帶信給袁世凱，吹捧說：“以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華盛頓之事功。蒼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頭見信，了然于心，但還是要把戲做足，演給清廷看。因此，給武昌開出的議和條件仍是君主立憲。

黎元洪憤然而起，當着軍政府衆人的面，向來使痛斥袁世凱自擡威權，欲收漁人之利的居心，并大義凜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線。否則無和可談，只有約期大戰！”

袁世凱突然覺得黎元洪是一個神交已久的好戲友。他加緊部署馮國璋攻打漢口，自己則帶着親兵衛隊趕赴北京。

臨走前，在給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安徽巡撫朱家寶的密電中吐露了真情：宜順應時勢，靜候變化，不可膠執書生成見，贻誤大局。

抵京不過三天，袁世凱就組好了新內閣，各部大臣均為親信：趙秉鈞（民政部）、王士珍（陸軍部）、胡惟德（外務部）、唐紹儀（郵傳部）、楊度（學部）、嚴修（度支部）……

載沣孤立無援，也日漸看破紅塵，索性退位歸藩。袁世凱則把武漢戰事放到一邊，大刀闊斧地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對奏事，除遇特殊情況，內閣總理不必每日入宮；其次，各衙門奏事，均呈內閣核辦。實在需要上奏的，由內閣代遞；最後，讓隆裕申明“家法”：親貴不得幹預政事。

三條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實現了“虛君立憲”。

革命萬歲

刑部大牢的門緩緩打開。

按袁世凱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釋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發無數女粉絲尖叫的汪精衛。

很快，梁士诒便奉袁世凱之命帶着十萬元前來結交，汪精衛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為同盟會的首席筆杆子，汪精衛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滿天下，前途無可限量。正在尋求同南方議和的袁世凱将其迎入府中，待為上賓，并讓袁克定與之結為兄弟。

對思想開明的袁世凱，汪精衛一見傾心，表示“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

他派人到武漢傳話，說大頭并非忠于清室，不如南北聯合，逼清帝退位，再選袁世凱為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漢陽。

馮國璋将大炮搬上龜山，居高臨下，對準武昌一頓亂轟。

北洋軍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頂。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裝，準備開溜。

革命意志最為堅定的張振武聞訊趕來，咆哮道：“大敵當前，身為都督當作表率，豈能臨陣脫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尴尬。

張振武喚人“保護”好大都督，然後匆匆離去，布置防衛。

架不住炮彈接二連三地落，黎元洪還是倉皇出逃。武昌大亂，淪陷只是時間問題。

幸虧袁世凱一天七個電話制止馮國璋，乃至将其調回北京當禁衛軍統領（中央警衛局局長），而将段祺瑞派往前線。

聽說袁世凱要講和時，黎元洪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在駐華公使朱爾典的指示下拿着和約出現在武昌時，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爾典是袁世凱的救命恩人。第一季裏，他飾演英國駐朝鮮領事，曾提供兵艦，幫男主角擺脫日軍的追殺。

而在本季中戲份明顯上升，作為英國在華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凱。

吳兆麟和軍務部部長孫武接待了葛福，對休戰滿口答應。

于是，葛福出示協議，要求蓋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帶走，無法蓋戳。

關鍵時刻，一個叫高楚觀的篆刻大師發揮了重要作用。僅僅幾分鐘，便在一顆大白蘿蔔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藝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給吳昌碩當助手。

聽說和議已成，黎元洪馬不停蹄地往回趕，生怕離開久了位置被人奪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驚喜地發現，自己不但沒有失勢，反而地位更穩。因為停戰書裏明白無誤地寫着，以他為談判一方總代表。

黎元洪頓悟了：自己是袁世凱玩弄清廷的砝碼，這是一場你中有我的貓鼠游戲。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龍盤，九朝古都。沿長江而上，可控武漢；順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連江帶湖、四通八達的東南重鎮，因朱元璋定都于此，作為政治符號，對漢人影響深遠。

1911年11月5日，著名兒童文學家葉聖陶（1894—1988）起床後正在吃早飯，忽聽打街上回來的叔叔說：“蘇州光複了！”

半個月前，葉聖陶從《申報》上看到武昌起義的消息，跟着記者瞎激動——“此事也，甚為機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實很倉促，也談不上機密）；“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完全無中生有）。

葉聖陶興奮之餘，發出了憤懑的質問：“推翻清政府是中國同胞的天職，可是江蘇呢？”

見各省次第舉起義旗，江蘇依舊安之若素，葉聖陶怒道：“放棄天職者，将不恥于人類，我蘇省之人猶得腆然于人前乎？”

憤青的悲哀之處在于，每當其為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合租房裏徘徊反側、苦苦思索時，房東總是會适時地敲門催繳房租……

蘇州的光複并不算晚，也沒出現憤青們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瀾不驚，搞得前任江蘇巡撫、現任江蘇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将衙門（辦公樓都沒換）屋頂上的瓦片捅落幾塊，以示革故鼎新。

其實，蘇州的光複條件非常惡劣，不遠處的南京聚集着全國著名的三大保皇黨——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将軍鐵良和江南提督張勳。

程德全倒是思想開明，跟張謇等立憲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吳肇邦也反動得出奇——之所以還能光複，源于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籲開國會的程德全剛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饬，降級留任，正耿耿于懷；其次，已經光複的上海派來兩個重量級的代表：虞洽卿和陳光甫。

前者是游走于華洋之間，黑白兩道通吃，連黃金榮和杜月笙也要讓他三分的商界寡頭；後者則是首創民資銀行，将業務對準普通市民的金融巨子。

二者表達了上海對蘇州的支持，給程德全吃了一顆定心丸。

最後，蘇州新軍只有一個兵力較弱的混成二十三協，同盟會會員顧忠琛跑來告訴程德全，說已成功策反協統。

既然時事所趨，程巡撫幹脆順水推舟，把手下幾個老頑固騙到巡撫衙門軟禁起來，宣布獨立。

左孝同冒着生命危險逃到南京，向張人駿告警。

鐘山風雨起蒼黃

兩江總督下轄江蘇、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蘇的安危無疑是重中之重。可繼上海和蘇州之後，無錫、常熟、揚州相繼光複，最後竟連南京門戶鎮江都被新軍第九鎮拿下。

第九鎮鎮統徐紹桢涉獵廣泛，著述頗豐，是當之無愧的軍事家。

家有書樓一座，藏書二十萬冊的徐紹桢非常重視新軍官兵的文化素質，在打造文武兼備的軍隊的過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紛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實，徐紹桢一直傾心革命，只因僞裝巧妙，張人駿始終抓不到把柄。

直至蘇州光複，徐鎮統終于舉起反旗。但因張勳的幹涉，第九鎮人均只有三顆子彈。

作為漢人裏的奇葩，張勳年輕時當過土匪，投過淮軍，鎮壓過義和團，護送過“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寫他命運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凱。因此，清亡之後，他曾對徐世昌說：“宮保（袁世凱）在，從宮保；宮保不在，仍從舊朝。”

身為一名文盲，張勳發達後才開始練習寫字，每天讓幕僚講授歷史故事兩則，忠君思想估計就是在此期間培養起來的。

張辮帥威加海內的一仗還是南京保衛戰。

先是第九鎮兩個标被死守雨花臺的清軍轟得血肉橫飛，屍體枕藉。考慮到辮子軍已被洗腦，個個把愚忠當成愛國，視死如歸，徐紹桢聯合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湯壽潛組成一萬餘人的“江浙聯軍”，自任總司令，共同伐寧。

張勳率七千人馬親自督戰，同聯軍展開厮殺。

激戰兩日，雙方互有死傷。張勳退守城內，頑強反抗，還時不時出城騷擾一下，搞得聯軍疲憊不堪。

拉鋸中，聯軍拿下孝陵衛、獅子山等外圍制高點，架起重炮，對準太平門和總督署等戰略要地一陣猛轟，辮子軍傷亡慘重。

張勳連發電報，向內閣求援，袁世凱置之不理。

辮帥只好收拾殘兵，擁重炮十門，機槍數挺，死守位于東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一旦奪取，南京城盡收眼底，可順勢而下。

血戰七日，踏着屍山，聯軍攻克天堡城。張人駿通過美國領事館求和，南京光複，張勳帶殘卒出逃，心裏還想着上山打游擊。

北京。

肅親王善耆越想越鬧心：以北洋軍的實力，若非袁世凱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黨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覺得，如果革命成功，軍功章的一半當屬不對黨人滅此朝食，倒将全國拖出一個狼煙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凱。

憤怒的善耆聯合幾個親貴氣勢洶洶地質問名為佑我大清實則辛亥革命的袁世凱：漢陽、漢口已複，武昌指日可下，為何與賊黨言和停戰？

袁世凱露出輕蔑的笑容：

武漢形勢雖好，南京卻已淪陷。黨人勢大，蠱惑國人，軍心浮動，議和乃權宜之計。我以三年為期，必滅黨人。如各位盲動，以天下為孤注，不妨代我行權，袁某自當讓位！

一句話就把滿大人們堵了回去。

從這幫人身上，袁世凱發現一個規律：整天把愛國主義挂在嘴邊的，其實最不愛國。

證據就是由武昌起義引發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國家銀行均發生擠兌，始作俑者正是最先獲得內幕消息的權貴。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萬兩，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財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舉借外債，無奈列強已對清朝的統治權威産生懷疑，認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把中國引入正軌，拒絕放貸。

更悲催的是，起義爆發後，各省督撫把持了地方財政，還經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隸說要“拱衛神京”，山東自稱“京畿門戶”；陝甘強調“屏護中原”，東三省則大談“鞏固根本”。

總之兩個字：要錢。

其實真正缺錢的是前線。在給隆裕的奏折中，袁世凱建議将奉天行宮（今沈陽故宮）存放的舊瓷器運到北京變價充饷，以救眼前之急。

結果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正因他弟弟趙爾豐的事生朝廷的氣，推三阻四，說運京售賣，種種不便，請改為就地批發——就差直說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段祺瑞、姜桂題等十多名高級将領聯袂致電清廷，聲明“言戰必先籌饷”，而今財竭饷絕，皇室懿親卻拒絕與國家同休共戚，将數千萬兩白銀（保守估計也有七千萬兩）私存于外國銀行。若饷源不齊，将士憤激，恐怕會有不忍言之禍發生。

清廷趕緊降旨，讓親貴們認清形勢，籌款助饷。但饒是如此，富可敵國的奕劻也只捐了十萬兩，餘者更是杯水車薪。

此情此景，連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對袁世凱感嘆道：我岳父（倒幕領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殺前，已将全部財産捐給了事業，身上還剩不到50元。你們的顯貴要是對他們的國家還有一絲熱愛的話，在危機發生時，理應獻出埋藏的財務，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們什麽都沒幹，把財富看得比國家還貴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說不定人正是因為對現政權徹底絕望，才故意猛貪，想搞個休克療法，推倒重來。如此深謀遠慮，豈是都察院裏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曉？

長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天下未定，獨立各省便玩兒起了“定于一”的傳統游戲。

組建臨時政府，結束自行其是的局面，确實有利于加速清廷的覆滅，但随之而來的則是生生不息的黨争。

先是黎元洪以“首義城市”這一無可替代的政治資源號令天下，致電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開會。

兩天後，諸省又收到了陳其美的電報：請來滬開會。

陳其美發電的日子沒選好，1911年11月11日，百年一遇的光棍節，結果沒人理他，都跑武漢開會去了。

南京光複後，宋教仁奔走游說江浙兩省，準備公推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大總統之職則虛位以待袁世凱），在南京組建臨時政府。

此議一出，湖北大嘩，見識過黃興統率力的革命軍人集體不服。

黃興也不願意，因為聽說孫文已從美國啓程回國。他可不想自己當着大元帥，卻眼睜睜看好友回來當“海待”，最後搞得同盟會內部分裂。

大仁不仁

随着最後一縷殘照灑向人間，冬日的太陽落山了，大清帝國的京師顯現出末日前的餘晖。

霜風刮過，把禦道上的黃土掀起，使昏暗的天空平添了一層渾濁，仿佛清國的前途一般，黯淡無光。

宮殿裏的大鐘被吹得左右晃動，發出沉悶的金屬撞擊聲。城牆上高高豎起的龍旗，在遮天蔽日的黃塵中獵獵作響。

隆裕總算開始面對現實，因為財政徹底崩潰了，連代表大清國臉面的駐外使館人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萬般無奈下，她低聲下氣地向幾個還沒脫離統治的省訴苦：“求各省分籌接濟，稍解眉急。”

或因自顧不暇，或因另懷他圖，對北京的求援，應者寥寥，甚至直接硬頂。

形勢逐漸明朗，南北軍力相當，北不能平定南，南無法殲滅北。要麽劃江而治，要麽南北戰争，但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都将把中國推到被拆分的邊緣。

其實，南軍的宗旨不外乎排滿和建立共和政府（即國家權力為公民所共有），同北軍并不沖突，只要不排斥袁世凱，很容易達成共識。

因此，汪精衛再三鼓勵大頭當中國的華盛頓，并盛贊他“一言足以安天下”。

藤枯瓜落，此其時也。

不過，想讓議和從幕後走向公開，阻力仍然巨大。以良弼為首的滿清遺老大本營“宗社黨”成天派人到袁府門口晃悠，時不時把懷裏的手槍露出一角，對上朝的袁世凱露出不懷好意的微笑。

為免夜長夢多，袁世凱直接去勸隆裕：“不妨跟革命黨談一談，如能和平解決，也免于生靈塗炭。”

孤兒寡母，內外交困，還有別的選擇嗎？

獲得授權的袁世凱同南方約定，在上海舉行正式談判。

南方代表是在陳其美跪求之下出山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

作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伍廷芳是中國第一個法學博士，第一個挂牌營業的律師，歷任外務部侍郎、駐西班牙及美國公使，回國後閑居滬上。

專業而精明的伍廷芳讓列強愛恨交加。《紐約時報》稱他為“我們那位賢明風趣的老朋友”，朱爾典則直呼其“饒舌的老家夥”。

留美學生顧維鈞曾多次去聽伍廷芳的演講，印象深刻：他每次出來，都穿着華麗的中式長袍，罩一件同樣華麗的坎肩。頭戴瓜皮小帽，上綴一顆大寶石，儀表堂堂，令人過目難忘。

伍廷芳的美國朋友都清楚他是個革命派，只因藏得太深，很少顯山露水。直到武昌事起，方才在《字林西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支持共和。

搬出閑居滬上不問世事的伍廷芳是陳其美的得意手筆，憑借這張王牌，尚被圍困的武昌也不好再争和談地點。

北方代表則是出鏡率很高的唐紹儀。

七年的青春期都在美國度過，唐紹儀的心裏早就埋下了美式民主的種子，只待氣候适宜，便即開花結果。

于是，清廷悲哀地發現自己竟如此不得人心。

伍廷芳和唐紹儀是老相識，又都呼吸過歐風美雨，心照不宣。故而白天一本正經地坐在那說些給媒體看的廢話，一到晚上就湊到一起憶當年，訴衷腸。

唐紹儀拉着伍廷芳的手，動情道：“我的共和思想，尚早于君。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達到之辦法而已。”

搞到最後連法國領事都看出問題了，在發回國內的報告中寫道：唐紹儀是否事先就被對方争取過去了，或者說他的行動完全聽命于早已安排妥當的計劃？不管怎樣，從第一次接觸起，他便顯得受周圍氣氛的強烈感染，仿佛已認定帝國事業毫無希望。

當然，一切都在袁世凱的布局之中。

跟大頭走得很近的《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多次對人說：“袁世凱清楚唐紹儀的共和思想，也準許他這樣講。”

其實很好理解。袁世凱的策略是以“君主立憲”同南方讨價還價，再拿南方的“民主共和”倒逼朝廷，自己則漁翁得利（大總統）。

因此，唐紹儀的政治傾向和那副老好人的面孔決定了他成為坐在談判桌前的不二人選。

但他的表現搞得革命黨人都不好意思了，北京也開始有禦史彈劾其“通匪賣國”。

成竹在胸的袁世凱根本不理會，他還有一條秘密的議和渠道，存在于段祺瑞和黃興之間。

兩人派出的代表展開地下談判，确定了五條實質性的密約：一、确定共和政體；

二、優待清室；

三、先推覆清廷者為大總統；

四、南北将士，均不對戰争負責；

五、恢複各地秩序。

段祺瑞拿到簽好字的合約，立刻讓靳雲鵬（後同徐樹铮、傅良佐與吳光新合稱段的“四大金剛”）趕赴北京，向袁世凱彙報。

袁世凱只對第三條“先推覆清廷者為大總統”存疑，想改為“公舉袁項城為大總統”。後經張謇牽線，唐紹儀密晤黃興，得到後者信誓旦旦的保證，便不再懷疑，同徐世昌合計了一下，着手籌備逼宮事宜。

先讓人到處煽風點火，大談南軍之盛，制造恐慌情緒，再親自跑去恫吓奕劻，說談不攏就跟他們打，但要是打輸了，“優待清室”那條肯定會被推翻。

奕劻轉身就去吓隆裕。

與此同時，唐紹儀電請朝廷召開臨時國會，由全民來公投國體。

淚眼婆娑的隆裕急召袁世凱，道：“你看該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怎樣，我斷不怨你。皇上長大了有我在，亦不怨你。”

袁世凱：“戰須有饷，而國庫已空，沒有把握。今唐紹儀請開國會公決，如議定君主立憲，固屬甚善；倘議定共和政體，必應優待皇室。此事關系重大，請召見近支王公商議。”

眼看就差臨門一腳，一個不速之客踏上了中國的領土。

“嗚呼孫文，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文正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州的華人餐館當waiter。

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新聞時，當即決定訪問英法，并向友人解釋說：“目前革命成敗的關鍵不在于軍事，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好意思直說‘金援’）。”

因此，直到辛亥年的聖誕節，西服筆挺的孫文才出現在上海的碼頭。

歡迎的人群中，一個記者高聲詢問走下舷梯的孫文是否帶回一筆支援革命的巨款，得到的回答卻是典型的孫氏幽默：“予一文不名，所帶回者，革命精神耳！”

精神的力量還是可觀的。報紙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孫文之侄劫掠財物的新聞，還有人假托孫文授權奪取都督之位，以至于同盟會骨幹馬君武（廣西大學創始人）感慨道：“嗚呼孫文，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正如《紐約時報》在武昌事起後第一時間預測的那樣（如不發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孫文可能被推選為民國總統），備受鼓舞的南方同志為盡快獲得外交承認，決定生米煮成熟飯，成立臨時政府，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

重歸南方陣營的汪精衛極力反對，認為此舉會激怒袁世凱；宋教仁則有保留地支持，即孫文可以當大總統，但政體必須是內閣制而非總統制。

所謂內閣制，即由國民選出議員，組成國會，國會中的多數黨領袖出任內閣總理，由總理組閣，對國會負責。總統則類似于英國國王，虛位而已。

總統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權操諸總統之手，向國會負責。

革命易，建設難。孫文認為，中國要想達成“憲法之治”，必先經歷“軍法”和“約法”兩個階段，共計九年——而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預備立憲的時間。

站在他的立場，頭緒紛繁的過渡期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權威，否則制度建設就是一紙空談。因此，孫文同袁世凱不謀而合地認為，只有作為美式民主的總統制，元首才能貫徹自己的政治理想——當然，是在憲法和國會的制約之下。

但湖南人的執着不容小觑，何況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學，閱讀的文獻加起來能把同盟會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于他對內閣制反常的狂熱，南方同志一致認為宋教仁是想自己當內閣總理。再一看其年齡和資歷，紛紛搖頭，集體通過了總統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關車站。

禮炮齊鳴，歡聲震天，身穿土黃色呢制軍大衣的孫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車，向人群揮手致意。

在軍樂的伴奏下，孫文乘坐專車抵達總統府（原兩江總督署），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

典禮安排在晚上十點。黃興左立，徐紹桢右立，各部科長以上官員一律身着西服，排列兩階。

四十六歲的孫文高聲宣誓：

颠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于國，為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于國民。

帝制與民治的分水嶺，凝聚在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詞中。然而，現場歡呼的人群并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岖而漫長，再給一百年，恐怕都不夠。

兩天後，各省代表投票，選黎元洪為副總統，黃興為陸軍總長，徐紹桢為南京衛戍司令。

黎胖子一點都不高興。

臨時政府上上下下幾乎全是同盟會的人，各部總長裏沒有一個來自武昌集團。首義功臣孫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撈個次長應該問題不大，結果空手而歸。

在任人唯親上，即使是歸國華僑，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聯袁拒孫”，以“北伐”為借口，把湖北軍隊擴充至八鎮，孜孜不倦地培植個人勢力。

最生氣的還是袁世凱。

深感上當的他暫停了逼宮的步伐，迫使唐紹儀辭職，自攬談判大權，并在發給伍廷芳的電報中責問道：國體問題既由臨時國會解決，乃聞南京忽已組織政府，顯與前議相背。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

南方黨人，其實不堪一擊。

一次，安徽來人向南京請饷，孫文大手一揮批了二十萬元。可待秘書長胡漢民拿着批條去財政部要錢時，發現金庫裏僅有十塊現洋。

實業總長張謇向孫文彙報工作，這是兩人第一次面談。在當天的日記裏，張謇對孫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漫無邊際）。

家徒四壁的臨時政府打起了剛脫離清廷魔爪轉為民營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黃興的指示下，陳其美準備武力接管招商局，将其抵押給垂涎已久的日本，換取一千萬兩白銀的借款。

後因輿論沸沸揚揚而作罷，改為招商局“報效”臨時政府五十萬兩。

孫文的日本友人賊心不死，又伸出挂滿支票的橄榄枝，想同中方合辦漢冶萍公司（中國首家鋼鐵聯合企業）。而具體經辦此事的，竟是惡名遠揚的盛宣懷。

當然你會問，上趕着崽賣爺田到底要鬧哪樣？

反袁。

從走下輪船的那一刻起，孫文就沒相信過袁世凱，一心想直搗北京。在給陳炯明的電報中他稱：“和議難恃，戰端将開。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