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頂層亡清，(2)

負之機，操于借款。”

而之所以專找日本人借，則源于一段若隐若現的秘史。

明白自己，比搞懂別人重要

許多人認為甲午之後日本就對中國持輕視态度，其實不然。由于明治維新沒有斬斷日本的文化傳統，稍有知識的都讀過孔孟，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陽明。因此，當康有為的一個外侄流亡到日本鄉間時，仍然受到歡迎和尊重。

雖然中國輸了甲午戰争，但從全局來看，日本還是弱小的，深具危機意識。

民間的情感和恐懼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國報複”成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課題。

大隈重信在當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養毅派遣浪人到中國調查秘密會黨，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個叫宮崎寅藏的義士發現了孫文，立刻成為其追随者。

通過宮崎，孫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對這些所謂的“友誼”，犬養毅在給一個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實情：彼等（孫文等人）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仍願吾兄将之握住，以備他日之用。

其實，只要看看同孫文關系密切的極右分子頭山滿都培養了些什麽弟子（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動機了。

而要想推翻龐大的清廷，勢單力薄的孫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條路可走。

臨時政府成立後，頭山滿跑到南京勸孫文放棄議和，發動北伐（因袁世凱始終提防日本，由他統一中國明顯于日不利）。後者則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将東北租讓給日本。

張謇對日本的滲透極為不滿，挂冠而去，并苦勸孫文：舉凡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惟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惟日人則萬萬不可。其處心積慮以謀我，非一日矣，然始終不能得志，蓋因日本全國三島，無一鐵礦。

看來只要去過朝鮮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實嘴臉。

遠在武昌的黎元洪也發來電報，表示憤慨：

前清屢次抵債，尚顧惜漢冶萍公司。今乃民國新造，反棄此權利，恐清朝遺孽亦當笑人矣！

看來打過甲午海戰的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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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北方秣馬厲兵、枕戈待旦，南方黨人唯恐把袁世凱逼急了變身為曾國藩，相繼轉向。

孫文愈發孤立。

在汪精衛、胡漢民乃至黃興的輪番苦勸下，孫文不得不審時度勢，發電給伍廷芳：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并以英文發表到《字林西報》上，公告國際。

汪精衛立刻電告袁克定：“項城雄視天下，衆望所歸，元首非異人任！”

得到公開與私下的保證後，袁世凱再次開啓了逼宮模式。

在他授意下，駐荷蘭公使陸徵祥（1871—1949）聯合多個駐外使節電請清帝避位。同時，以內閣名義趁熱打鐵，上奏道：讀法蘭西革命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民軍所争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後、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

講路易子孫被殺得片甲不留頗具針對性，隆裕肝膽俱裂。

正得意間，意外發生了。

這天，早朝散後，袁世凱出東華門，坐馬車來到王府井大街。

突然，三顆炸彈從道旁茶葉店的樓上扔下，兩匹大馬登時腸穿肚爛。袁世凱從翻倒的馬車中爬出，在親兵的掩護下逃離。

這場由京津同盟會（汪精衛出獄後在天津成立的同盟會分會）策劃的刺殺并未得到南京的授權（汪還曾電阻）。因此，當袁世凱全城搜捕抓獲兇手後，汪精衛的電報随之而到：議和期間，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動均已停止。此事當為匪類所為，請依法辦理。

其實，“匪類”幫了袁世凱一個大忙。在此之前，皇族親貴整天對大頭指指點點，說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彈一響，非議自然全成了“無恥讕言”。

袁世凱就坡下驢請了病假，把梁士诒、趙秉鈞和胡惟德推到前臺去磨。

內閣會議。

見已不是大臣但還屬于王公的載沣和奕劻也出席了會議，恭親王溥偉頓覺國事尚有可為。

宗社黨創始人溥偉是奕訢的長孫，經常教育周圍人：“有我溥偉在，大清國就不會亡。”

不要覺得狂，人畢竟曾離神器只有一步之遙。

慈禧臨終前，病榻之側的載沣叩頭請辭監國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覺力不勝任，溥偉最親，可引以為助。”

聞聽此言，溥偉按捺着內心的狂喜，靜待任命。

然而，等張之洞拟寫的懿旨頒布時，溥偉才傻了眼：有攝政王監國之命，卻無自己只言片語。

權力的賽場上，失去了一次機會等于失去終生。怒火沖天的溥偉叱問張之洞，為何沒有皇太後要他助政之語。

張之洞不軟不硬地回敬道：

攝政王以下，吾等均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盡行寫入懿旨？

敗下陣來的溥偉只好在禁煙大臣的閑差上打發時光，卻于清廷垂亡之際再次找準了自己的定位——頑固派領袖。

彩色的畫面幻化成一團火紅，鏡頭拉遠，原來是一個太監拿着銅火鉗在撥弄爐裏的炭火。遠處一座神龛前擺放着一尊三足加蓋的銅香爐，上面的镂空處正向外冒着氤氲的煙。

群臣列坐一個鐘頭了，唯彼此閑談，無一人提及國事。

溥偉忍無可忍，驀地诘問趙秉鈞道：“總理大臣（袁世凱）邀我等會議，究竟議論何事，請宣布出來。”

趙秉鈞：“革黨勢大，各省響應，北軍不足為恃。袁總理想設臨時政府于天津，與他們開議，或和或戰，再定辦法。”

溥偉：“朝廷以慰庭為欽差大臣，複任命為總理大臣者，是以為他能讨平賊亂。今設政府于天津，豈北京不足恃而天津足恃嗎？且漢陽已經收複，正應乘勝痛剿，卻罷戰議和，這是什麽道理？”

梁士诒接過話茬兒：“漢陽雖勝，奈何各省響應。北方無饷無械，孤立危急已甚。設政府于天津，是怕驚擾了皇上。”

溥偉不依不饒：“從前洪楊之亂，用兵二十年，也沒有議和與別設政府之舉。籌饷之事，為諸臣應盡之責，當勉為其難。倘遇賊即和，人人都可做到，朝廷又何必召用袁慰庭呢？”

二人一時語塞。胡惟德掌管外務部，岔開話題道：“此次之戰，列邦皆不樂意。我若一意主戰，恐受外人責難。”

溥偉鐵了心鬥争到底：“對內平亂，乃中國主權，外國人何能幹預？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國，也沒有脅迫人君俯從亂黨的道理。公既然如此說，請指出是哪國人，偉願意當面問問他。”

見吵得不可開交，奕劻又開始和稀泥：“議事不可争執，況且事體重大，難以決斷，當請旨辦理。”

說完就站起來走了。

衆人竊竊私語，也陸續離開。氣得溥偉在回憶錄大發感慨：“嗚呼！群臣再無一人開口支持我的，真是令人痛心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夕陽西下，乾清門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一縷光線穿過養心殿的窗紙，投射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出空氣中的無數微塵。

這是清朝最後一次禦前會議，除了奕劻，所有宗室近支全部到場。

對着自家人，隆裕也不說外話了：“你們看是君主好，還是共和好？”

全都答君主好。看來是唯一得分的标準答案。

隆裕嘆了口氣：“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有軍饷，萬不能打仗。”

溥偉愣了愣神，思緒飄回到兩個小時前。

上書房。

載澤興沖沖地跑進來，對溥偉道：“昨天見到馮華甫（馮國璋），說革黨不足畏，但求發饷三個月，即能奏功。一會兒你先奏知，我再詳奏。”

溥偉兩眼放光，卻見載沣湊過來小聲道：“今天這個會，慶邸（奕劻）本不願你來，有人問起，只說是你自己要來。”

又是奕劻這只老狐貍。

對家財萬貫的奕劻來說，年老體衰，移民不便，沒有比財産安全更重要的事了。而一旦打仗，火光四起，玉石俱焚，作為京城著名的房祖宗，損失就慘重了。

一個悲哀的事實是：別看史書上正氣凜然之士和大奸大惡之徒鬥得蕩氣回腸，其實百分之九十的政客都是沒有歷史感只有現實感的庸官。

對庸官而言，時間是停滞的，“紙上清名萬古難磨”就是一句廢話。人死如燈滅，把自己和兒孫搞爽是成功的唯一标志。

因此，對奕劻這類一邊貪墨一邊演戲（裝改革派），完全無視歷史評價的庸官，除了給他頒個奧斯卡終生成就獎，你毫無辦法。

溥偉回過神來，對奏道：“奕劻欺君罔上，求太後不要再相信他的話。亂黨實不足懼，昨日馮國璋對載澤說，給饷三個月，情願破賊。請問載澤，有沒有這回事？”

載澤趕緊道：“是有。馮國璋已然打有勝仗，軍氣頗壯，求發饷派他去打。”

隆裕蹙眉道：“內帑已竭，上次發的三萬現金還是皇上名下的，我真沒有。”

溥偉站出來，一邊磕頭一邊激動道：“日俄之戰時，日本帝後解簪飾以賞軍，現在人心浮動，必須振作。馮國璋既然肯于出力，求太後将宮中金銀器皿賞出幾件，暫充軍費，雖不足數，然官兵感激，必能效死。恩以禦衆，勝則主威，請太後三思！”

善耆幫腔道：“恭親王所言甚是，求太後聖斷立行。”

隆裕顧慮重重：“勝了固然好，要是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嗎（誰說亡清等于亡國）？”

溥偉繼續曉之以理：“優待條件是欺人之談，跟‘迎闖王，不納糧’一樣，彼是欺民，此是欺君。試問大權既去，逆臣亂民若有篡逆之舉，當如何制止？又向誰去索要優待條件呢？”

隆裕為難道：“就是打，也只有馮國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道：“除去亂黨幾人（暗指奕劻），內外臣工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後不必憂慮！”

溥偉打氣道：“臣大膽，敢請太後皇上賞兵，殺賊報國！”

隆裕望着一直沒開腔的載濤，道：“載濤，你不是帶過兵嗎？”

載濤面無表情道：“奴才帶過兵，但是沒打過仗。”

……

隆裕默然良久，道：“你們先下去吧。”

善耆不放心，提醒道：“一會兒國務大臣（趙秉鈞、梁士诒和胡惟德）進見，請太後慎重降旨。”

隆裕嘆息道：“我怕見他們。”

溥偉一副親娘被欺負了的表情，道：“若彼等有意外要求，如設立臨時政府或遷就革命黨，請太後斷不可行。”

又叩首總結道：“革命黨年少無知，本不足慮。臣所憂者，是亂臣借其勢力，脅迫朝廷，以揖讓為美德，以優待為欺飾，請太後明鑒。”

散會後，溥偉又在那感慨衆人緘口不言。

那也比徒托空言強。畢竟馮國璋再戀舊，也不敢無視人心向背，罔顧袁世凱的立場，替氣若游絲的清室出頭。

兩天後，傳聲筒載沣找到溥偉，道：“你在禦前的奏對言語太激烈，太後很不喜歡，說時事何至于此。肅親王（善耆）愛說冒失話，你轉告他，以後不準再如此。”

其實，隆裕念念不忘的唯有優待費。

十五歲嫁入深宮，丈夫不愛，婆婆變态，每天過着非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兩宮晏駕，總算出頭了，Game也快Over了。

三百年來的孽不是她作的，三百年來的債卻要她一個寡婦來償，憑什麽？

因此，當她聽說南方允諾的皇室優待費每年有四百萬元時，還是頗為心動的。

可悲的溥偉，自己想當史可法，上面卻沒有崇祯。

天地無私，貴賤皆為角色

更慘的是良弼。

作為多爾衮的後裔、宗室裏最早剪辮子的潮人，良弼思想前衛，交游廣泛，素以改造大清為己任，致力于推動頂層設計。

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良弼進入軍界，在步步高升的同時延攬了吳祿貞、蔣百裏等英才，試圖以自己的同學來替換北洋舊将。

武昌起義後，良弼茶飯不思，主動請纓“平叛”，卻遭到奕劻的打壓：“黃口孺子，紙上談兵！”

危急時刻，悲憤的良弼發起組織宗社黨，黨員一律在胸前刺兩條青龍，誓死捍衛大清。

他們糾集滿族軍人，天天開會，還給袁世凱送去一封恐吓信，內稱“願與閣下同歸于盡”，極為嚣張。

袁世凱正恨得咬牙切齒，替他出氣的彭大俠從天而降。

彭大俠叫彭家珍，竟然也是京津同盟會的，看來該組織的宗旨是殺人不分左右。

川人彭家珍，當過新軍隊官和代理标統，時任京津同盟會軍事部部長。

謀刺良弼前，他四處踩點，碰巧在金臺賓館的前臺發現一張名片：陸軍講武堂監督崇恭。

仔細一問，原來這個軍校校長來京辦事，後又去了保定。

彭家珍靈機一動，揣起名片，回到住處。

他備好炸彈，穿上借來的軍裝，向同志們告別後，來到軍咨府良弼的辦公室。

門衛禀告說“崇恭”來訪，良弼一愣，半晌才想起是自己留日時的同學。公務繁忙，他讓“崇恭”晚上去自己家裏見面。

大紅羅廠街，良弼宅。

等到很晚，彭家珍才看到良弼的馬車駛回。大門一開，院子裏射出的光亮把主人映得一清二楚。

彭家珍迅速閃出，親熱道：“赉臣，我來了……”

良弼見其陌生，立刻警覺地倒退兩步，想鑽回馬車。

彭家珍扔出炸彈。

巨響之下，良弼的左腿被炸斷。一塊彈片擊中下馬石反彈回來，打到彭家珍的後腦，當場致死。

失血過多的良弼在醫院呻吟兩日，不治身亡。臨死前哀號道：“炸我者，知我者也。我一死，大清亡！”

的确，良弼在滿清貴戚裏的人望比溥偉高多了，彭家珍的壯舉誠如孫文所言，是“小彈丸而收巨功”。

後來袁世凱當大總統期間，參謀部次長陳宧（yí）每月都能見到一個中年男子前來領錢，回回都是一千銀元。打聽一下得知，正是彭家珍的父親。

宗社黨瞬間作鳥獸散，溥偉和善耆連夜離京，躲到租界不敢露面。

那是個革命黨的炸彈能使小兒止啼的時代。孫中山被清政府描繪成紅毛綠睛的江洋大盜，身懷“明拳”“明足”和“明身”三樣絕技，手下的好漢個個飛檐走壁，無孔不入，還自覺接受先進科技，手槍炸彈一應俱全。

隆裕也是看《七俠五義》長大的，登時大驚失色，喚來趙秉鈞、梁士诒和胡惟德，號啕大哭道：“我母子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母子二人！”

北洋軍頭再次聯合發難，由段祺瑞領銜上奏，嚴斥“二三王公反對共和，陷兩宮于危險之地”。聲稱要率全體将士入京，同那幾個敗類“剖陳利害”，結尾還頗有畫面感——揮淚登車，昧死上達。

滿眼刀光的電奏撕破了最後一層面紗，隆裕終于同意遜位。

1912年2月12日，由張謇起草、徐世昌潤筆的退位诏書公諸天下：今全國人民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諸将亦主張于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将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宣布南北統一之方，即由其全權組織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總期海晏清河，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悠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天下大治）之告成，豈不懿欤（豈不快哉）！欽此。

末尾的“豈不懿欤”是徐世昌加上去的，收煞得幹脆巧妙，彰顯了翰林出身的文字功力。

翌日，各家報館都轉載了诏書全文，民政部也用黃紙謄寫了一份，置于***外的牌座上，供路人觀覽。

幾天前還“心跳益劇，頭眩尤甚”的袁世凱突然不治而愈，向南方發了一封意味深長的電報：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跻及之，實諸公累年心血，亦國民無窮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诏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即民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

“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四年之後回頭看，可謂一句莫大的諷刺。誰能料到，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不僅沒拿到畢業證，還打回高中複讀了。

紛紛揚揚的大雪給一望無盡的殿銮披上了一層銀裝，從空中向下望去，往日金碧輝煌的大殿顯得無精打采，蕭索頹敗。

乾清門以內，還是小朝廷的天下。隆裕以淚洗面，五歲的溥儀卻沒心沒肺地發出清脆的歡笑。

剛收了袁世凱上萬兩銀票的太監小德張難掩內心的喜悅，低頭勸道：“太後，您老人家不必擔心。有袁大人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榮華富貴一樣不少，跟從前一樣。”

落暮寒鴉，白雲蒼狗。夕照中的京城，在寒冬歲末裏顯得冷冽而靜穆。

廟堂僞號雖除，僭主心态未去

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樓裏傳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蔡廷幹親自操刀，替興高采烈的袁世凱剪了辮子。

剃發令随即頒布，截止到2月18日（農歷大年初一），所有公務員必須剪頭。

草民則不做硬性要求，結果街上跟過萬聖節似的。有莫西幹和朋克頭，有不想剪的買來道士服把辮子藏在道冠裏。一家名為“改良帽莊”的小店門庭若市，只因老板抓住了市場需求，專賣後面拖着假辮子的改良帽……

家世顯赫的貴族，悄悄地把先朝冠服和诰命禦賜收藏起來；皇族後裔啓功則被家人送到雍和宮當小喇嘛，不敢告訴別人自己姓愛新覺羅。

同啓功的隐姓埋名形成百年反差的，是那些為了開啓星途不惜攀龍附鳳謊稱皇室的女藝人。

對戲子而言，歷史又回到了原點。

但對中國而言，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場好革命。尤其由袁世凱掌鏡的下半集，以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将改朝易代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兵連禍結、哀鴻遍野，可謂雙贏。

然而，《泰晤士報》冷靜地指出：“革命是否已經達到目的，這是未來的秘密。在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國家裏，長久以來皇帝就像神一樣統治着他們，能否突然用一個同東方概念和傳統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的形式，來替代君主政體？”

步子邁得太大，一夕之間跨越了歐美上百年的進程，随之而來的問題不容忽視。

一天，八十多歲的鹽商蕭某從揚州趕到南京總統府，求見孫文。

門衛問他何事，答稱“無事，只想看看民主氣象”。門衛拒絕引見，他卻執意不走。

聞聽此訊的孫文派人把蕭某攙扶進來，含笑起立，準備同他握手。誰知蕭某卻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頭來。

孫文連忙将他扶起，道：“總統在職一天，就要為全國人民服務，是國民的公仆。”

蕭某不解道：“那離職後呢？”

孫文答：“離職就又回到人民的隊伍裏，和老百姓一樣。”

蕭老漢興奮道：“今天總算見到民主了。”

帝國的基層是縣、鄉，在沒有《白鹿原》的時代，你很難看清這場巨大的歷史震撼給那片廣闊天地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甘肅某縣長接到上級“調查選舉人劄”的公文後，竟以為是要在境內挑選“舉人”，回複道：“本縣文風不振，貢生、監生倒有幾個，舉人卻是一個都沒有。”

而在廣州附近的鄉間，雨後春筍般出現了一百多個社會團體。劣紳和地痞都在社團裏找到了新的位置，搖身一變成為“愛國志士”。

這是另一個世界，這是同一個世界。在争權奪利上，頂層和底層心有靈犀如影随形，硬要說有什麽不同，無非後者更簡單粗暴，比如當社長演講到高潮時，主持人會舉起一張“請衆鼓掌”的提示牌，為會場招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日本思想家福澤谕吉認為：文明的外形易學，而內在的文明難求。對中國而言，這似乎就是一道無解的難題。

梁啓超曾列舉國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僞、怯懦、麻木。主張“欲維新吾國，先維新吾民”，并給新民開出了藥方：興民權。

但很顯然，那個寧快勿慢的時代沒有給建設預留任何土壤。連孫文都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砸爛一切的革命自然成為熱血青年們心向往之的事業。

于是，清朝滅亡還不到一個月，剛當上小學老師的葉聖陶就開始同好友顧颉剛讨論無政府主義，認定“政府之行為斷不能為吾人造福”。

對此，國民黨元老吳稚晖晚年感慨道：

從前，張之洞這樣的改革派是我們眼裏的老頑固，不能不讓位給我們這些“革命的暴徒”。而現在我們這些人也一個個變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輕人一腔熱血，想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但最終你會發現，只能用溫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無法消滅人性中的惡。

南京。

盡管不情願，孫文仍得恪守承諾，将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

倒不是誠信問題，搞政治的人節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為列強不承認，窮得叮當響，執政的又是一幫同盟會的小年輕，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學識跟經驗不足，主動棄官，重新磨煉或留學。

因此，對孫文的“拱手讓江山”，既不應指責其軟弱妥協，也不必謬贊什麽紳士風度，真相很簡單：玩不轉了。

當然，對袁世凱嚴重猜防的孫文是不可能裸讓的，他祭出了殺手锏——立法。

剛成立不久的臨時參議院（同平民色彩更濃的衆議院一起構成國會）代行國會職能，是中華民國的最高立法機關。可惜，四十三名參議員，三十三個都是同盟會會員，公信力堪憂。

臨時參議院趕在孫文“禪讓”前，為袁世凱量身定制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作為憲法，它是成功的，規定了我們依舊向往的“人民有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而作為政治鬥争的工具，它又是因人而設的，偷天換日地将總統制改成了內閣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孫文一直醉心于美式民主，同盟會也采用三權分立的組織架構，但為了限制袁世凱，竟不惜把總統變成有位無權的擺設。

宋教仁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政見：總統取名，總理取實。

革黨的幼稚于此展露無餘——如果立法成了對人不對事的兒戲，法律也就喪失了其神聖性，寸步難行的袁世凱又怎麽可能甘受約束？

可即便如此，孫文仍不放心，又設了兩道封魔符。

一、定都南京；

二、必須到南京就任總統。

結果除了黃興全部反對，都認為此舉無異于自棄外蒙（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清廷無暇北顧，在俄國挑唆下獨立）。

孫文帶着一肚子怨氣跑去祭拜明孝陵，黃興也換上軍裝，準備前往。臨走前，給總統府秘書吳玉章撂下一句狠話：“你去告訴他們（參議院），過了十二點如果還沒把決議（定都北京）改過來，我就派兵來！”

慘遭威脅的臨時參議院修改了決議，結果引來各省都督的非議。

問題很簡單，複雜的是腦袋

袁世凱接電，一喜一憂。

喜的是全票當選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要等國會成立後由議員選出），古今中外只有華盛頓享此殊榮；憂的是必須南下即位，龍離大海。

平臺就是舞臺，放棄等于下臺。

于是，袁世凱婉拒道：不是我不去，而是人民不答應列強不樂意。并以退為進地提出自己打算告老還鄉，當共和國的國民，北方軍隊就有勞你們妥善接收了。

孫文決心奉陪到底，派出以教育總長蔡元培、法制局長宋教仁為代表的專使團，赴京恭請袁世凱南下。

專使受到隆重的歡迎，袁世凱每日宴請，氣氛融洽，就是絕口不提南下的事。

蔡元培等人也不着急——本來就覺得孫文的要求不科學，權當公費旅游了。

誰知，天子腳下因為剛沒了天子，不太安定，一場兵變不期而遇。

當晚八點過，城東忽然傳來槍聲，一群士兵從朝陽門沖入，高喊着“袁宮保要走了，沒人管我們了”，一路打砸搶掠。

從東四搶到東單，直至前門大街，上千家商鋪民宅遭殃。

蔡元培等聞聽窗外嘈雜喧嘩，須臾槍聲大作，慌亂中連鞋襪都顧不得穿，衣冠不整地逃往東交民巷，跑到英國人開的六國飯店裏避難。

嘩變并非針對專使團，而是曹锟所部官兵因不滿政府停發每月的“戰時特別軍饷”，遂以阻袁南下為名出營搶劫。

結果誤打誤撞地給袁世凱提供了拒絕離京的借口，黎元洪和列強第一時間表态，擁護奠都北京。風遺塵整理制作。

饒是孫文嘴硬，說要提一支“勁旅”北上協助袁世凱維護和平，但還是架不住內部同志的苦勸，勉強打消了遷都的念頭。

當然，事變發生的時間太過詭異，袁世凱的運氣也好到不可思議——革命黨炸不死，不想走亂兵留。整個一日本熱血動漫裏的男主角，如有神助。

因此，懷疑兵變由袁大頭自編自導的流言一直不絕于耳。

這種說法之所以經不起推敲，在于不了解袁世凱的心态。

從大局看，他亟須的是安定而不是動亂。畢竟民間的信賴，列強的支持，都建立在只有袁世凱才能重建秩序這一心理基礎之上。

因此，他但求傳遞“只有我能終結混亂”的信號，給被義和團吓怕了的洋人看，給馮國璋和張勳等成天以為自己是伯夷叔齊的北洋将領看。

而此次騷亂一度蔓延到天津，做夢都想讓中國分而治之的日本甚至從東北駐軍抽調了一千五百人趕赴北京——種種跡象，完全同袁世凱的願望背道而馳，自然也幫他洗清了嫌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就職典禮上，他以河南口音宣讀誓詞，豪邁的語句（“發揚共和精神，滌蕩專制瑕穢”）卻被念得索然無味。

莫理循現場記錄道：

袁世凱像鴨子一樣搖搖晃晃地走向主席臺。他體态臃腫且有病容，身穿元帥服但領口松開，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領口上，神态緊張，表情很不自然。

他太累了。

睡得越來越遲，起得越來越早，可時間永遠不夠用。

以前無論是當直隸總督還是軍機大臣，頭上總有一片天，總有一個若隐若現的指揮棒。而現在，面對共和這個全新的事物，沒人告訴他路在哪裏，只能摸黑一步步往前挪。

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各省都督自立為王，各派勢力明争暗鬥；前清遺老們躲進故宮成一統。

社會矛盾層層疊加，最終都堆到袁世凱的案頭。可即使他有心解決，巨大的財政窟窿也不允許。

中央的孱弱、地方的混亂，迫使他去了解鼎革之際在主流視野之外的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麽。

多少真相隐藏在黑夜之中，無人打撈，正如多少冤魂在革命的宏大敘事裏湮沒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