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1)
為誰流下潇湘去
湘西的鳳凰城古色古香，恍如夢境。
沱江穿城而過，清瑩澄澈。虹橋的倒影随波蕩漾，變幻多姿。吊腳樓下，苗家少女赤足臨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聲随風飄揚，宛若從《邊城》裏走出來的翠翠，沁人心脾。
煙雨中，江上薄霧缭繞，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遠離塵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當九歲的沈從文一覺醒來時，寧靜被打破了。
幾個叔叔全部消失，父親臉色慘白地坐在太師椅上，兩眼無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殺過仗了沒？”
“小東西，莫亂說！夜來我們殺敗了，全軍覆沒，死了幾千人！”
造反已然失敗，殺戮剛剛開始。
我在道臺衙門口的平地上看見一大堆肮髒血污的人頭，轅門上也挂滿了。（《從文自傳》）
清軍将城內布置妥當後就下鄉抓人，集中起來趕到河灘上亂刀砍死。每天殺一百個，持續了個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凍，也不擔心屍首腐爛，陳列在河邊正好“以儆效尤”。
鮮血淋漓的畫面刺激着沈從文幼小的心靈。當他成年後來到北京，向親戚解釋為何背井離鄉時，道：“六年中我眼看身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對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的印象，什麽也學不到。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像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的肉體，我腐爛你的靈魂。”
湖南的光複血雨腥風，概括起來就是：革命的殺了反革命，反革命殺了不革命但被當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殺了被當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歸根溯源，要從巡防營統領（湖南武裝警察最高長官）黃忠浩講起。
黃統領帶兵有方，人稱其軍“忠字旗”，喚其人為“小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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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張之洞賞識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後辦起了實業，在士紳的擁護下做得風生水起，成為礦界領袖。
人望日隆的黃忠浩修治洞庭，資助教育，保路運動興起時還率衆反對鐵路國有化，可見思想非常進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後定能和同鄉黃興一樣變成銅像。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時，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撫餘誠格極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區，出産了唐才常、陳天華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況且，長沙剛剛爆發了搶米風潮，人心思亂，一點即燃。火藥桶上的餘巡撫只好返聘黃忠浩，讓他守住最後一道防線巡防營，至于新軍，早已毫無懸念地被同盟會滲透，不抱希望。
黃忠浩剛換上軍裝，就見到了老相識——湖南咨議局議長譚延闿。
與譚嗣同、陳三立并稱“湖湘三公子”的譚延闿處世圓滑，被譽為“藥中甘草”。譚延闿對黃忠浩大談由巨家世族（咨議局）和軍政長官（黃忠浩）聯合的所謂“文明革命”，勸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黃忠浩略有心動，派親信去漢口打探消息。回報說清軍已大舉南下，民軍卻無新的戰果。
于是态度逆轉，擺出一副要當中興名臣的樣子，準備佑我大清。
譚延闿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麽“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黨接頭。
同盟會湖南分會的負責人焦達峰和新軍排長陳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達峰是自費留日的。加入同盟會後不久，便因不滿孫文只經營華南而無視長江上游的戰略，同孫武成立了外圍組織共進會，回國分駐兩湖，策動起義。
咨議局代表跟革命黨約好在福壽茶樓見面。當天，代表恭候多時，方見“有穿天青團馬褂，落落大方，肩輿而來者，焦達峰也。次陳作新來，又次陸續而來四十餘人，長袍短套，不倫不類”。
焦達峰的“小弟”成分比較複雜，有新軍士兵，也有黑幫成員，被咨議局的代表鄙視很正常。
關鍵是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咨議局較保守，主張光複後推黃忠浩為湖南都督，穩定人心；陳作新和新軍士兵則堅持要殺黃忠浩。
最後不歡而散。
舉事當日，由于事機不密，聽到風聲的餘誠格預為布置，一時間哨崗林立，便衣四起，還有謠言說巡撫衙門已架起大炮，準備把城外的新軍營房轟平。
按照教科書的論調，軟弱的資産階級改良派又動搖了。一個叫吳作霖的咨議局議員擔心真打起來殃及池魚，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單位求見譚延闿，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結果門衛都沒起床，哪有人來辦公？
吳作霖越想越生氣：都什麽時候了，你大爺的還睡得着覺？
最後竟在咨議局門口罵起街來：
我是革命黨，一向不怕死。我姓吳名作霖，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我手下已有兩千多人，分駐滿城客棧。除各有小刀外，還能制造炸彈，只要人備火柴一盒，即能将長沙燒成平地！你們這幫議員，號稱人民代表，現已死到眉毛尖上，還不到局辦公，要你們作甚！
門衛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圍觀，都以為是個瘋子。吳作霖罵了個唇焦舌敝，無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罵街加劇了謠言的傳播，票號發生擠兌，巡防營全體出動。
焦達峰一夜之間活明白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兩顆子彈的情況下，領導新軍一鼓作氣沖進城。
居然就光複了。
餘誠格搖身一變成了餘則成，換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軍艦裏。黃忠浩則沒那麽好的運氣，剛跨上馬預備跑路，一個巡防營士兵故意高喊：“我們統領來了！”
新軍士兵順着話音方向一擁而上，将黃忠浩刺于馬下，綁到天心閣的城樓上斬首示衆。
一路上，有人拳打腳踢，有人用刀亂刺。這些同黃忠浩素不相識的士兵，是出于公仇還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歡？已不得而知。
本是後山人，偶做前堂客
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推為湖南軍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劇才剛剛拉開序幕。
文告貼上街，長沙市民驚詫莫名——沒人知道這個二十五歲的都督從哪兒冒出來的。關于焦達峰和黑幫大佬之間不得不說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傳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習氣的焦達峰毫無管理經驗。
一個青年跑來要官，他問對方會做什麽，答以“會寫字”，便道：“你去當書記吧！”
青年走出去，見桌上放着一大捆白帶子，便随手拿了一條，寫上“三等書記官”，往身上一挂，招搖過市。
不過他很快發現其他人的帶子上都寫着“一等書記官”，不禁後悔自己膽子太小。
由于連長滿街走，營長多如狗，雜貨鋪的指揮刀頓時賣到脫銷……
譚延闿則對民政部長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衆望，憑什麽受一幫“丘八”領導？
他以“模仿英國立憲精神，防止專制獨裁之弊”為由，将咨議局改組為議會，規定都督的命令必經本院議決蓋戳後，方可發交各部執行。
焦達峰自然不滿，在一幫同盟會會員的鼓噪下，起了殺心。
豈料譚延闿速度更快，趁焦達峰派兩協軍隊支援武漢，長沙空虛之機，勾結新軍管帶梅馨發動政變。
當天，都督府接報，說北門外的和豐火柴公司發生群體性事件，請求彈壓。
陳作新單騎前往視察，剛走到文昌閣便被埋伏于此的叛軍亂刀砍死。
素喜詩文酬唱的陳作新生前曾賦有一詩：
平生何事最關情，只此區區色與名。若就兩端分緩急，肯将銅像易傾城。
可惜，最後還是死于名而非色。
焦達峰聽到陳作新的死訊，不顧同志勸谏，坐等叛兵上門，結果被亂槍射死于照壁之下，鮮血濺到一旁的石獅子身上，觸目驚心。
當晚，有人瞧見身穿藍布長衫的譚延闿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從後門擡進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勸進”下，欲迎還拒地就任都督。
對內，譚都督把梅馨擢為協統；對外，則誣陷焦達峰乃黑幫頭子，冒充黨人來奪權。
三天後，同盟會會員用行動扇了謊言一記耳光，在常德給焦達峰、陳作新開追悼會。讵料剛獻完花圈，就被譚延闿派來的官兵抓獲。
悉數被砍後，原址立刻舉行了另一場追悼會。而這次，靈堂上懸挂的是黃忠浩的遺像。
殺人循環，至此結束。距湖南光複，還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進程中，一組難以調和的矛盾存在于自由和平等之間。由于自由無法像平等那樣給予革命者物質的獎勵（打土豪、分田地），平等淩駕于自由之上便成為一個危險的趨勢——甚至可能為了平等，選擇同專制結盟，犧牲自由。
因此，東歐作家諾曼·馬內阿在《論小醜》中寫道：衆所周知，許多反法西斯者是共産主義者。在許多情況下，某個集權制度的反對者，有意無意地成為另一個集權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托克維爾認為自由之所以沒能被堅持到底，蓋因“人們平時所熱愛的自由，只是出于對主子的痛恨”。故當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舊王朝推翻後，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棄了。
最後得出一條結論：
誰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過渡時代的袁世凱，身處最原始的角鬥場（群雄割據），面臨最深沉的災難（內憂外患），卻要模仿出最現代化的政治結構（民主共和）。
何其艱巨。
亡清的理想業已實現，站在雲端的感覺卻唯有空虛與孤寂。
他終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終的答案，因為陽光仍未灑向大地。
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
而在學海中游了一圈後，袁世凱悲哀地發現，問題更複雜了。
許多人認為民主政治的實施需要一些起碼的社會條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國民收入的增長。而這一切，辛亥之後的中國基本不存在。
不過，袁世凱認同梁啓超的“不與民權，民智烏可得開？”，深信病竈絕不在此。
民主的基礎是自由，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該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氣與武力。
沒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識，濫用自由便會成為常态，官民互不負責，都在擴大個人權利的邊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當公開招标這一政府采購形式出現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門一把手，拿單的勝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當招标産生後，你不弄到評審委員會的專家名單逐一拜訪，都不敢去競标。
腐敗的成本增加了，腐敗的面積也擴大了，“立法愈峻，索賄愈頻”成了一道永遠繞不出去的怪圈。
而當人們的耐心消磨殆盡時，便會尋求徹底解決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臨。
對袁世凱來說，兩難的選擇在于：不終結各自為政的亂局，制度建設便無法落實，民主共和就難以兌現；而欲使從上到下令行禁止、運作有序，震住貪官、軍閥和潛滋暗長的利益集團，又必須加強中央集權，授人以“獨裁”的話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獄，誰愛下誰下
有些日子沒見徐世昌了，聽說他和一幫前清遺老跑去青島當起了寓公。
傳聞說他食君之祿不忘君恩，故拒絕當民國的官。
純屬扯淡。
袁世凱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帶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鮮明特征——好名。因此，絕不會公然棄清投袁，給輿論留下口實，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過場，迂回一下。
但當袁世凱派人去請時，卻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張字條，上書：殺君馬者道旁兒。
意即一匹好馬跑得很快，路邊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馬不停地加速，結果在不知不覺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凱：中外擁戴只是表象，民國大總統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轉型的千溝萬壑中，在這盤前無古人的新棋裏，即使再高強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徹那樣下到吐血而亡。
形勢比人強。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變不了的形勢，那麽身敗名裂的悲劇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從西方價值觀傳入中國，一組無法調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與大我。
自由主義者追求小我的權利保障，認為個人的自由是國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觀點則是“沒有大我，何來小我”，個體的存在有賴于群體的穩定。
前者要啓蒙，後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鬥争也如火如荼，遑論那個真的有境外勢力的時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過一百年都未必能實現，十年內就更不用奢望。勉強仿行，君權下移，其結果只能是官員分了民主的好處，文人過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專制的剝削。
久而久之，民國給國民的觀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觀察了民國七年後，失望到連六十大壽都懶得過，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梁濟在前清官職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遺老。他本人思想開明，并不敵視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實是對現實絕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濟記載了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見聞。比如每逢召開國會，各黨工作人員就會到前門火車站樹起招牌，拉扯剛下車的議員去本黨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人”。
議員們前呼後擁，先住甲黨的招待所，得到紅包後承諾投該黨的票；又住乙黨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紅包并答應投該黨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處，最後卻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後，生命的盡頭，梁漱溟依然記得父親死前留給自己的那個沉重的疑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時任北大哲學系講師的梁漱溟沒察覺出任何異樣：“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
梁濟：“能好就好啊！”
說完便離開了家。
康有為替張勳起草的複辟通電雖說反動，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初亂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溯自武昌兵變，創改共和，紀綱頹墜，老成絕跡，暴民橫恣，宵小把持，獎盜魁為偉人，祀死囚為烈士。議會倚亂民為後盾，閣員視私黨為護符，以濫借外債為理財，以剝削民脂為裕課，已壓抑良善為自治，以推折耆舊為開通。或廣布謠言，而號為輿論；或密行輸款，而托為外交。無非恃賣國為謀國之工，借立法為舞法之具。
最後得出結論：名為民國，而不知有民；稱為國民，而不知有國。
佐證還有李宗仁的回憶。他說自己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覺朝野上下朝氣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後，卻朝氣全失，唯見滿目漆黑，一片混亂。
其實，之所以釀出這麽一個上下争利的蠻荒世界，蓋因錯把自私當自由，混淆了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不知前者有權利觀念也有責任意識，而後者則只追求利益與享樂。
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號，各逞其能地擴大自己權利的邊界，無視他人的權益，嚴複方才将穆勒的《論自由》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告訴國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觀并非無源之水。
早在兩千年前，董仲舒給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中就分析過為何會出現“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現象。即法令越頒越多，罪案卻不減反增；打擊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戰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認為這是由于風氣徹底敗壞，人心極度糜爛，欲從根子上解決，必須“正人心”。
問題是人心已經正了兩千年，好像沒什麽顯著的變化。“楊朱之學”（利己主義）還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義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敗更嚴重的是社會的潰敗。當共識破裂，所有人都對國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時，腐敗便成了見怪不驚的常态。
馬基雅維利認為人性的軟弱使民衆難以抵抗腐敗的誘惑，從而不願為共和做犧牲，反倒容易被權力所網羅，為一點小恩小惠就去當專制的幫兇。
平心而論，辛亥革命的勝利确實來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積習和俯拾皆是的腐敗導致共和制度的設計難以開花，不易結果。
在輿論“中華民國已變成中華官國”的譏諷聲中，楊度主動求見。
他認為中國的現狀是數百人的專制。縣是專制的，省也是專制的，人們在國內行動，不過是從一個專制區到另一個專制區，而權利保障什麽的，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無法調動，還談什麽建設農村、發展教育？
楊度提醒袁世凱注意，作為民主搖籃的古希臘，雅典的法庭民主到連法官都沒有。遇有案件，根據大小，從六千個公民組成的陪審團（平時抽簽選取）裏調五名以上的陪審員審理。
一切都是随機的，能有效預防賄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學家阿那克薩戈拉（正确解釋了月食現象）、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以及戲劇家歐裏庇得斯等最優秀的人才趕出雅典，還以“不敬神”的罪名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極端的例子莫過于“陶片放逐法”。它規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開公民大會投票決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無需任何罪行，得票超過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揮過馬拉松戰役，為抗擊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戰功的名将阿裏斯泰德被公民大會宣布放逐。投票前，一個文盲把陶片遞給正好坐在旁邊的阿裏斯泰德，請他代刻“阿裏斯泰德”。
阿裏覺得很奇怪：“你都不認識他，為何贊成放逐？”
文盲的邏輯是：“經常聽人歌頌他為‘公正者’，很煩，幹脆放逐算了。”
最終幻想
楊度向袁世凱挑明：抽刀斷水的唯一辦法是實行開明專制。
有這種想法的，不止他一個。在梁啓超筆下，民初的議會幼稚到讓人心碎：法定人數之缺，日所有聞；休會逃席之舉，成為故實。幸而開會，則村妪罵鄰，頑童鬧學。銷此半日之光陰，相率鳥獸散而已。
袁世凱面臨的問題更具體。“一省六都督（陝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亂局剛結束，各省又肆無忌憚地截留稅收，斷了中央的財源，使得北京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何談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然而，強烈的個人意志不允許袁世凱後退半步。他一向堅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願為政治理想放棄原則、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邊感慨“我這個大總統當的還不如一個總督”，一邊打定主意：與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ào，旗幟）實則官主，不如親自操刀，制定實實在在的規則，确保國家機器運作穩定。
從管家到當家，從頂層亡清到頂層設計，深感事非經過不知難的袁世凱心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他擡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關以西那片還挂着龍旗的大清遺民樂土。
鏡頭閃回到四個月前。
陝西的光複跟武昌一樣，都是新軍一覺醒來頓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軍文瑞在聽說武昌起義的消息後，當即要求護理陝西巡撫（平級代理稱“署理”，由低一級的布政使暫代則稱“護理”）錢能訓抓捕新軍中的革命黨。
錢能訓擔心急則生變，計劃先将新軍打散了往邊區調，再按圖索骥，各個擊破。被同盟會陝西分會滲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間站到了歷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義，遲早也是死；起義，有槍無彈。
一幫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參加過同盟會的一營管帶張鳳翙——這是軍中能找到的最高級別的革命黨了。
張鳳翙正在營房睡覺，突然稀裏嘩啦湧進一群人，說要擁戴他當首領搞暴動。
“啥時候？”
“奏是今個兒！”
“能行！”
話說當天的确是個造反的好日子。錢能訓和軍方高層皆在咨議局開會，駐守軍裝局（保管彈藥）的一個連也因周末的緣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軍以“到灞橋洗馬”為名沖到軍裝局，一聲怒吼，幾百個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鐘便占領了此地。
張鳳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處。
巡防營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陣便潰不成軍，錢能訓自殺未遂，被革命軍禮送出境。
只剩下滿城了。
滿清入關後在各省省會修築了滿城，駐紮八旗軍，以防漢人造反。
此刻，滿城盡帶黃金甲。
血戰一日，革命軍通過一段倒塌未補的城牆艱難殺入，引爆火藥庫，造成極大傷亡。
文瑞指揮旗兵巷戰，留下三千具屍體，仍負隅頑抗。
革命軍怒不可遏，挨家挨戶地屠城，砍死兩萬多旗人婦孺，震驚宇內。
文瑞投井自殺，剩下的千餘旗兵想反攻軍裝局，悉數被滅。
演完同舟共濟的上集，當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軍政府的大會上，個個都覺得自己勞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糧饷、軍令和兵馬等六個都督。當然，張鳳翙是“大都督”。
衆人歡天喜地，完全沒意識到放走了一個禍根。
兩年前因反對立憲而被載沣革去陝甘總督一職的升允聽到西安出事，連夜渡河，逃往甘肅。
升允這個人很有特點。慈禧七十大壽時，奕劻曾命各省獻金祝壽。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錢，還上奏請求停止這勞民傷財的攤派。
跑到蘭州後，升允被陝甘總督長庚奏請起複為陝西巡撫，同提督張行志分南北兩路率軍東征。
甘肅風氣之閉塞，冠絕各省。
在清末國會大請願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肅代表的影子。其咨議局正副議長都是翰林出身，卻對立憲不感興趣，倒是武昌事變後熱衷于“迎銮”，一面通電反對共和，一面聯絡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條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對升允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西顧，放心大膽地跟陝軍拼殺起來。
一直殺到清帝遜位，長庚挂印而去，甘肅布政使領銜致電袁世凱“承認共和”，仍無收手的跡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陝軍尋思着甘肅都易幟且宣布停戰了，大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賭錢，升允的甘軍便從城角攀援而上，組團前來拜年。
連南路的張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領醴泉的升允還在那厲兵秣馬，把遠在北京的宗社黨感動得熱淚盈眶。
一個叫雷恒炎的陝軍參謀估摸着升允可能沒收到停戰消息。作為醴泉人，他覺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發炮三響，為雷恒炎壯膽。
結果，次日到了甘軍營中，剛準備開讀黎元洪的來電，就聽升允下令：“斬！”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裏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還想打！
他一邊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邊大喊：“南北議和，天下一家。陝甘兩省，本為兄弟，為何還要厮殺？！”
話沒說完，嘴已被堵上。接着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後棄屍于枯井之中。
惡鬥持續到元宵節，張行志都回家團年去了，甘軍上下也知道宣統已然退位，且袁世凱的援陝部隊正在路上。
升允愈發孤立。
陝西軍政府派了兩個理學名儒過來勸他休戰，升允環顧四周，只見殘軍留廢壘，瘦馬卧空壕。
他一邊痛哭流涕一邊唾罵袁世凱，道：“我已無君可事，唯有一死以報聖恩。”
清廷最後一個疆臣“陝西巡撫”升允撤回甘肅，仍念念不忘迎駕西北，重建朝廷。他致電袁世凱，要求取代張鳳翙任陝西都督，以便将來安置兩宮。
果斷遭拒。
升允只好帶着家眷逃亡西寧，輾轉經西伯利亞流亡日本，長期從事複辟活動，死後被溥儀賜谥“文忠”。
中華民國終于在形式上完成統一。
然而，新的號角才剛剛吹響。
府院之争
即使內閣制将大總統的權力關進了籠子，孫文還是不信任袁世凱。
之所以把鎂光燈讓給袁，一來是形勢所迫，二來無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穩定過渡。
因此，孫文堅持內閣總理的人選必須出自同盟會。
袁世凱則提名唐紹儀，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各退半步，讓唐先加入同盟會再就任總理。
其次是敏感的陸軍總長一職。南方推黃興，北方推段祺瑞。
讨價還價的結果是段祺瑞勝出，黃興任陸軍參謀總長，留守南京。同時，南方派的王芝祥（廣西副都督）北上當直隸都督。
1912年的愚人節，孫文正式辭職。三日後，臨時參議院遷至北京，唐紹儀內閣出爐：外交總長：陸徵祥；
內務總長：趙秉鈞；
陸軍總長：段祺瑞；
海軍總長：劉冠雄；
財政總長：熊希齡；
司法總長：王寵惠；
教育總長：蔡元培；
農林總長：宋教仁；
工商總長：陳其美；
交通總長：施肇基。
雖說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黨與一無黨派），但分量卻不可同日而語（內務部、陸軍部和海軍部）。
即便如此，袁世凱這個國家元首還是當得很窩囊。因為，一向溫文爾雅的唐紹儀突然爆發了。
像被施了蠱惑大法一般，唐紹儀不顧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會的立場跟袁世凱對着幹，駁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飯，以至于他每次到總統府，袁的侍衛都會小聲嘀咕說唐總理今天又來欺負我們總統了。
原本忠誠的老部下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袁世凱開始懷疑同盟會是不是邪教組織，苦勸唐紹儀回頭是岸，退黨保平安。誰知唐紹儀毅然決然地表示：寧可辭職，斷不能犧牲黨籍。
又一次争吵結束後，袁世凱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來當總統吧！”
唐少川默然不語，鏡片上閃過一陣寒光——總理既操大權，挺住意味着一切。
窩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凱迅速着手拆臺。
在其遙控下，趙秉鈞長期不參加內閣會議，每逢開會都人間蒸發。陸徵祥則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裏的下水道這類瑣事上，具體的外交工作都扔給蔡廷幹，讓他直接向袁世凱彙報。
眼看就要玩兒不轉，黃興要錢的電報又擺到了唐紹儀的案頭。
南京留守，聽起來挺慈悲，給同盟會一塊自留地。
其實就是收拾爛攤子。
一場革命下來，南京附近嘯聚了三十萬官兵，個個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錢，成為長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關鍵是襁褓之中的民國養不起這幫人。無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轉業費的問題。
黃留守估算了一下，發現要想徹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萬兩白銀。
孫大炮從來都是朝別人要錢，指不上，只能給北京打電報。
問題是中央也沒錢，只好借外債。六國銀行團（英法德美日俄）答應貸筆巨款，幫中國一次性解決捉襟見肘的局面，但條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監督中國財政。
唐紹儀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凱不能坐視政府破産，不然正遂了同盟會的心願。他指示財長熊希齡繼續跟六國銀行團磋商。
同盟會見唐紹儀被踢出局，不明就裏，紛紛通電指責政府出賣國家主權，強烈反對借款，并連帶着把熊希齡也口誅筆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動靜鬧這麽大，也不想蹚渾水了，陸續撤離。
袁世凱氣得想跳樓，當即以牙還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隸都督是南北雙方早就達成的協議，雖說監視的意味很明顯，但為了換取段祺瑞的陸軍總長，袁世凱也同意了。
此刻則悍然毀約，命馮國璋為直隸都督，改王芝祥為宣撫使，給了一大筆錢，令其南下協助黃興裁軍。
當初唐紹儀拍着胸脯向同盟會保證落實此事，而現在王芝祥拿着沒有總理署名的委任狀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壞了副署制，只留下顏面掃地威信全無的自己，還有什麽幹頭？
他跑到天津躲起來，轟走了袁世凱的說客，堅決要求辭職。
唐內閣不出三個月便壽終正寝，宋教仁功不可沒。
袁總統說：“你發布任命，我不蓋印。”唐總理說：“你蓋印，我不簽字。”
苦心孤詣的設計制造了避無可避的對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緊随其後，同盟會的閣員也聯袂辭職，以示與總理共進退。
宋教仁泡在農事試驗場（今北京動物園），啓動了一項政治實驗。
唐紹儀為什麽失敗？因為攤上了混合內閣。三個北洋老人，一個無黨派人士（陸徵祥），外加一個共和黨（黨員多為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