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2)

末立憲派）的熊希齡，把持了軍事、外交和財政，一切唯袁世凱是從，不輸才叫沒天理。

正式國會選舉在即，臨時政府為期不久。宋教仁意識到，必須盡快将同盟會改組為現代政黨，再推行“政黨內閣”。即參議院裏占多數席位的黨派選出內閣總理，再由總理指定內閣成員，從而上下一心，不被總統分化瓦解，真正實現權在內閣。

如此一來，政治鬥争下沉到了各黨對參議院席位的競争，簡稱黨争。而這，正是宋教仁所擅長的。

袁世凱聽說後，睡不着覺了。

不搞混合內閣，自己就無法縱橫捭阖，總統徹底變成虛位。

因此，他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封公告：

餘不注意黨派，專注重人才。其人為餘深服者，無論甲黨、乙黨或并無黨，但熱心國事，必引為輔助。故重在得人，但問其才與不才，不論其黨與不黨。

并“苦口婆心”地勸大家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拘泥于黨派之争，破除成見，同心協力建設民國。

最後還不忘抨擊一下《臨時約法》裏的“總統不負責任”。

他打比方說，國民好比股東，大總統好比董事長，總理好比CEO。公司的運營發展，固屬CEO之責任，但若因用人不當，致使商業失敗，瀕臨破産，則董事長不能不負責任，股東也未必肯寬容董事長。

袁世凱的話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一些報紙甚至指責同盟會結黨營私，已成為實現中國夢的桎梏。

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

打下了良好的輿論基礎，袁世凱提名由外交總長陸徵祥擔當第二任總理。

作為職業外交官，陸徵祥常年在駐外使館工作，連老婆都娶的洋妞。後受“庚子五大臣”之首的許景澄賞識，官至駐荷蘭公使，于王朝末日前，在袁世凱的授意下電奏隆裕，逼清帝遜位。

雖說陸徵祥在外交總長任上引進西方的管理制度，刮起了一陣科學的新風，但讓他當總理，資歷和人望還是太淺。

之所以有此動議，出于三方面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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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民國還沒得到世界各國的正式承認，俄國又在策劃分裂外蒙，總理這個位置需要一個外交幹才，不然連錢都借不到；二、陸徵祥無黨無派，剛從國外回來，人際關系相對簡單，容易在臨時參議院通過；三、逼宮一事上，陸徵祥幫過自己，是可以争取過來的好同志，必須回報。

果然，其上任沒有遭遇任何阻力。

因為在宋教仁的布置下，同盟會把視線放到了不遠的将來。

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袁世凱必須在十個月內召開國會，臨時政府才能變成正式政府，臨時大總統才能變成正式大總統。而屆時，所有部門都要洗牌重選，誰占領了國會誰就擁有天下。

因此，戰略重心已發生轉移的同盟會會員先後從政府辭職，跟着宋教仁造黨去了。

本以為可以太平幾日，卻在陸徵祥組閣時又碰到了麻煩。

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六名候選人被提交到臨時參議院。其中，提名擔任教育總長的孫毓筠（同盟會籍）遭到同盟會的強烈抵制。

當然你會問：都是革命同志，咋大水沖了龍王廟？

因為同盟會一致認為孫毓筠是個叛徒。

其實人是名門之後，孫家鼐的侄孫。

狀元出身的孫家鼐當過帝師，做過工部、禮部、吏部尚書，官至內閣大學士，死後谥“文正”，與曾國藩同。作為文官楷模，能拿的成就都拿到了，還活了八十多歲，死在清朝的前面，可謂完美人生。

進步青年孫毓筠鄙視這樣的人生。

他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又回國響應萍浏醴起義，同潛伏在新軍第九鎮裏的革命同志柏文蔚一道謀刺兩江總督端方。

結果事洩被捕。

換個人家屬鐵定準備後事了，但誰叫他叔爺爺是當朝軍機大臣呢？

端方立刻給孫家鼐打了封電報确認：“孫毓筠是否屬于華族（您的家族）？”

孫家鼐不便公然作保，只好暗示道：“此子頑劣異常，請嚴加管束。”

巧妙地默認了。

端方心領神會，派人下獄去教孫毓筠：“你在口供裏只承認政治革命，莫談種族革命，如此便能起死回生。”

最後，孫毓筠被判五年監禁，暗地裏則在端方的安排下躲到總督衙門的後花園讀書。

令人唏噓的是，另外兩個從犯卻被判處終生監禁。

這件事情教育我們不要以己度人，官員眼中的意識形态同我們所理解的大相徑庭。在官員眼中，這玩意兒即使邏輯上不能自洽，被時代抛棄，遭世人唾棄，也是個不可多得的法寶，既能清除異己，又可兜售人情，當真是國之利器，百用百靈。

辛亥後，孫毓筠獲釋，任江浙聯軍副秘書長，旋即出任安徽都督。

可惜等他空降過去，才發現安徽遍地都是都督，根本沒人把他當回事兒，個把志存高遠的還準備攻打省城。

孫毓筠只好向南京求救。豈料前門驅虎，後門進狼，招來了柏文蔚。

柏的軍隊迅速穩定了安徽的亂局，而他本人也董卓附體，跟孫毓筠搶起都督來。

官司打到南京，孫文很為難。又覺得兩人二十年的交情，當無大礙，便将皮球踢了回去。

事實證明，權力面前，友情只是浮雲。

當孫毓筠的心腹被柏文蔚砍死時，他只能選擇默默地離開，懷着對同盟會的滿腔怨恨跑到北京，去臨時參議院報到。

袁世凱對這個失意的議員高度重視，把錫拉胡同的舊宅和端方的一個愛妾送給他，致使孫毓筠徹底倒向大總統，并引來種種非議。

象來街，臨時參議院。

陸徵祥向議員介紹六位總長候選人（其中同盟會籍三人）。這是他第一次向臨時參議院作報告。

與會人員的評價只有十六個字：猥瑣支離，毫無政見。旁觀駭異，全院失望。

陸總理在國外太久，把腦子呆傻了，不懂牆內的會怎麽開。

再加上想跟議員們套套近乎，刻意放低姿态，東拉西扯。一會兒說在駐外使館工作時，廚師的薪水都要從他工資裏出；一會兒說自己不吃花酒，不肯借錢，不恭維官場，回國後被各界視為怪人，頗多質疑。但清夜自思，又不失為生平一大樂事……

一場演講下來，豈止被視為怪人，簡直就是純屌絲。

臨時參議院當即投票，把陸徵祥提出的六個總長全部否決。

對此，民國史家李劍農評價道：

此舉誠屬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鉛筆刀，随處亂砍，不管有效無效，有害無害。

的确，之前王芝祥的委任狀未經唐總理副署，在議員那竟能通過，《臨時約法》已成空文。而現在只因陸徵祥的發言雜亂無章，就對其組閣全盤否定。政治活動至此，可謂形同兒戲。

新疆。

俄國在邊境制造事端，借題發揮，派兵攻打喀什，并綁架中國平民和官員，新疆都督楊增新告急。

章太炎義憤填膺，撰文狂噴：

借款不成，勢即瓜分，究其原因，在政府之無能。政府之無能，在參議院之築室道旁，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争。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名曰議院，實為奸府。請大總統便宜行事，毋再拘泥《約法》，以待危亡。

袁世凱重新拟定了閣員名單，一面将議員裏的領袖人物請到總統府磋磨，一面讓人放出風去，說再不通過即以武力解散參議院。

終于，陸內閣艱難開張。

陽壽只有唐內閣的一半。

生存的障礙不是無知，而是傲慢

追根溯源，殺死陸內閣的是黎元洪。

不要覺得好多集沒露臉，就以為黎胖子領了便當。人經營湖北，圖謀大業，選上副總統都不去北京，就是要穩坐老巢，擁兵自重。

武漢的不和諧因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首義三武”身上。

軍務部長孫武主動向黎元洪靠攏，副部長蔣翊武跟同盟會眉來眼去，另一個副部長張振武東奔西走當獨行俠，最不可控。

起義前，孫武和蔣翊武分別是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老大，派系矛盾由來已久。

兩人鬥得越兇，黎元洪越高興，還時不時把火往張振武那邊引。

張振武是個炮筒子。

起義時黎元洪扭扭捏捏不肯做都督，拔槍要斃他的是張振武；滿城的旗兵反攻軍政府時，要拿他腦袋安撫叛軍的也是張振武。

而且，張大俠一貫不尊重領導，對黎元洪呼來喝去當階級敵人看，黎督的任何人事安排都要不陰不陽地諷刺兩句，深深地傷害了黎胖子的自尊心。

南北議和期間，張振武攜款數十萬跑到上海去買槍，結果碰到日本奸商，買了一堆廢槍。

黎元洪得知後，電催他返回。讵料張振武看到議和瀕臨破裂，準備去山東投靠藍天蔚，北伐清廷。

無組織無紀律，此風一開，以後隊伍還怎麽帶？心念及此，黎元洪嚴令張振武回鄂。

歸來後，黎元洪認真查賬，細追每筆款項，惹得張振武勃然大怒，沖進都督府指着他鼻子大罵：“當初把你拉出來當大都督，現在你富貴了，也清起我們的賬來！”

黎胖子不吭聲，揮筆核銷了張振武的發票。

其實，首義後張振武納妾九人，私生活不檢點，難免有侵吞公款的行為，但數目不大，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就過去了，照黎元洪這樣锱铢必較小題大做，不如搞整風運動算了。

整風沒搞起來，倒孫運動爆發了。

一幫原共進會的革命士兵，起義成功後不但沒分到革命的果實，還被投閑置散，棄如敝履，一個個別有憂愁暗恨生，全把氣撒到孫武頭上，高喊着“驅逐民賊”的口號，沖向軍務部。

幸虧孫武跑得快，躲到漢口的租界裏。亂兵燒殺搶掠，扣押了蔡濟民等軍務部高官，跟黎元洪叫板。

孫武寒了心，主動辭職。黎元洪趁機把軍務部縮編為軍務司，兩個副部長蔣翊武和張振武均被罷免，只留以“顧問”的虛銜。

一場乾坤大挪移打完，軍政府上下全成了黎元洪的心腹，兄友弟恭，其樂融融。

蔡濟民很識趣地拒絕了軍務司司長的任命；蔣翊武一頭紮進同盟會的懷抱，不跟武漢這幫人玩兒了。只有張振武不甘心邊緣化，把持着武裝力量将校團，繼續死磕。

為了改組這個團，黎元洪想盡千方百計，卻連派個副團長過去都被趕回來，頓時感到不下黑手不行了。

可惜，張振武是公衆人物、革命元勳，殺了他既會遭到輿論非議，又容易引起連鎖反應，破壞湖北的穩定局面。

因此，黎元洪将皮球踢給袁世凱，向北京“推薦”張振武出任“東三省邊防使”，還給他一鎮軍隊，天天盼着這尊大神能早日離境。

張振武一心想揚名立萬，根本不用家長操心，已經開始收拾行裝。

袁世凱卻不樂意。東三省是戰略要沖，怎麽可能用一個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拖了一陣，随即電令三武入京，授予“總統府軍事顧問官”的虛銜，以示籠絡。

孫武和蔣翊武都默默地接受了，唯獨張振武，又開始放大炮：“我們湖北人只配當顧問官嗎？”

他兩次上書袁世凱，要求外派戍邊，其實是想效法黎元洪，霸占一塊地盤。

為了敷衍張振武，袁世凱授其為“蒙古屯墾使”。

但凡懂點事的，拿了俸祿也就算了。可他一根筋，三番五次地申請撥款，要當真的屯墾使。

袁世凱搪塞說政府沒錢，張振武大怒，撕了委任狀，氣呼呼地回武漢去了。

精力旺盛的他又在湖北四處奔走，上下串聯，設立了屯墾事務所，一邊籌兵，一邊找黎督要經費。

黎元洪則一面敷衍，一面發文痛斥武官幹政的“十大害”，着手在湖北推行“軍民分治”。

張振武針尖對麥芒，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煽動道：“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萬人不止！”

一批下崗的起義同志受激，暗中策劃“二次革命”，準備武力推翻都督府。

幸虧黎元洪提前偵破，一舉搗毀該反革命團夥，砍了十幾個帶頭的，鎮壓下來。

見武漢派系林立，烏煙瘴氣，袁世凱派去了兩個湖北籍的參議員了解情況。

連月來，無論袁世凱作何選擇，黎元洪都堅定地站在他這邊，還經常發些貌似憂國憂民的通電，怒斥南京集團的拖延刁難，贏得了袁的好感。

因此，通過參議員，黎元洪同袁世凱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

饒漢祥的劇本“梨園紅”的戲

收到大總統的電邀時，張振武喜上眉梢。因為按電報裏的說法，他即将走馬上任夢寐以求的東三省邊防使。

張振武帶着三十多個将校團骨幹，拿着黎元洪給的四千元路費，趾高氣揚地踏上了入京的不歸路。

到京後，張振武四處宴飨會友，大講安邊之策，還呈遞了《上袁大總統書》，整個一舍我其誰的架勢，殊不知兩天前袁世凱就收到一封要他命的密電。

電文言辭懇懇，殺氣騰騰，羅舉了一大堆罪名，說張振武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倡謀不軌，狼子野心，愈接愈厲。假政黨之名，遂其影射之謀；借報館之揚，掩其兇頑之跡。

簡直就是壞得掉渣，惡得流膿，人神共憤，百鳥悲鳴。

控訴會開完，作者嘆了嘆氣，一副不負如來不負卿的口吻道：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蕩氣，仁智俱窮。伏乞将張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凱召集在京的湖北官員商議，又回複黎元洪，征詢電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馬上确認，并派自己的筆杆子饒漢祥赴京面見袁世凱，告知武漢方面已布置妥當，不會因殺張振武而出事。

1912年8月15日夜，張振武一行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方将領。

晚上10點，酒酣人散，張振武乘車返回金臺賓館，途經正陽門時遭到預先埋伏的軍警襲擊，被綁到西單的軍政執法處。

該處好比前蘇聯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薩德，直屬于袁世凱，處長陸建章。

陸處長親自審訊，先念黎元洪的電文，再讀由袁世凱簽發、陸徵祥副署的手令，直聽得毫無思想準備的張振武目瞪口呆。

他當場抗議：“不能僅憑一紙電文就擅殺無辜，請執法處查明真相再做處置。”

陸建章兩手一攤：“軍人只知服從命令，你準備遺囑吧。”

事已至此，無可挽回。想起啓程時，前來送行的黎元洪握着他的手說“撫心自問，對閣下并無一絲相待不好之心”，張振武就像吞了蒼蠅一樣惡心。

他痛心疾首地提起筆，良久不能成一字，最後僅留書黎元洪：“但恨不能死戰場，而死于仇雠之手！”

行刑時，張振武身中六槍，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是對開槍者說的：不料共和國竟如此黑暗！

舉國震駭。

按理說張振武跟南京集團關系疏遠，又曾與黃興交惡，同盟會完全沒有必要替他出頭。

但或出于倒袁，或因為義憤，彈劾瞬間滿城風雨。

袁世凱淡定地将黎元洪的電文在報上全文發表，說自己只是出于維護湖北長治久安的好意遵照辦理的，撇清了幹系。

怒火又燒到陸徵祥和黎元洪頭上。陸總理臉皮薄，不禁罵，憤然辭職。黎元洪則讓饒漢祥寫了一篇珠圓玉潤的骈文，通告全國，歷數張振武罪狀十四條，泣陳自己揮淚斬馬谡的無辜與無奈：元洪數月以來，躊躇再四，愛功憂亂，五內交萦，回腸九轉，憂心百結。寧我負振武，無振武負湖北；寧取負振武罪，無取負天下罪。刲（kuī，割）臂療身，決蹯（fán，獸足）衛命，冒刑除患，實所甘心。

夫漢高、明太（劉邦、朱元璋），皆以自圖帝業，屠戮功臣。勾踐、夫差，皆以誤信讒言，戕害善類，藏弓烹狗，有識同悲。至若懷光（唐德宗時的叛将李懷光）就戮，史不論其寡恩；君集被擒（初唐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因從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敗被誅），書不原其戰績。矧（shěn，況且）共和之國，同屬編氓，但當為民國固金瓯（疆土），不當為個人保鐵券（皇帝賜給功臣的免死勳章）。

然後聲東擊西，一會兒說自己“積勞成疾，咳血盈升。俯仰世間，了無生趣”，一會兒又裝好人，說要“贍其母以使終年，養其子以使成立”。

演戲就要一撸到底，黎元洪來了個富貴險中求，自請辭職。

緊接着，由他策動的署名“湖北全體軍民”的電報打到了北京的臨時參議院，竭力挽留黎元洪，搞得人一走湖北就要大亂似的。

其實，黎胖子完全可以冷處理。國人對政治事件的關注不會超過半個月，時間一到，注意力自然跳轉到別的新聞，對真相的挖掘從來淺嘗辄止。

這次的“救場新聞”是孫文的北京之行。

當然，他不是來替黎元洪解圍的，而是專程參加國民黨的成立大典。

民初的政黨有六百多家，但小黨衆多，想在國會中争得一張議席，除了合并或被大黨招安，別無他法。

宋教仁甄選了四個大黨予以收編，将同盟會改組為民國第一大黨國民黨。

當然你會問：卧榻之側，袁世凱能容他人安睡？

事實上他一直在隐忍，想像籠絡汪精衛那樣把宋教仁拉到自己這艘大船上來。

為此，袁世凱曾贈宋教仁一沓空白支票，任其填寫。宋教仁辭掉農林總長，袁又派人以退休費的名義送來五十萬元。甚至當陸徵祥下臺後，提名宋教仁當內閣總理。

可惜，作為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宋教仁一概拒絕，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袁世凱倒也不生氣。進入民國後，他經常對周圍人說的口頭禪是“辦共和”。地方大員來京請訓，也喜歡問“你們那兒共和辦得怎麽樣”。雖不好聽（又不是辦洋務），但說到底，共和還是靠人而不是口號辦出來的。

為了得人，別說宋教仁這樣不給面子的，便是像瞿鴻禨、岑春煊和康有為等多年的政敵，也能拉下臉主動示好，邀請其參政議政。

懷柔與妥協彌合了各派間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不同階層，卻也使得袁世凱愈發固執地認為中國的共和只能靠自己來辦。

他在總統府特設了“軍事處”，由親信唐在禮負責，繞開財政，專事收買。接受過該處糖衣炮彈考驗的不勝枚舉，如黎元洪、王芝祥、孫毓筠、柏文蔚、陳其美……

一次，同唐在禮閑聊時，袁世凱吐露了心聲：他們（南方黨人）來，我是歡迎不暇的，但要在我們的圈子裏。

最天真的人，有時是最高明的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孫文的火車磨蹭到下午五點過才到，把前來接站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诒、內閣代總理趙秉鈞以及各部總長熱得汗流浃背。

歡迎儀式備極隆重。鼓樂聲中，孫文走下火車，同政府官員簡單寒暄了幾句，坐上一輛朱漆金輪的馬車，在三十個騎兵的開道下，從正陽門直入外交部街，下榻于袁世凱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賓樓。

翌日，孫文出席國民黨成立大會，高票當選理事長，卻堅辭不就，暫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來的二十多天，孫文和袁世凱會談十三次，每次都在六個小時以上。這是兩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見面，也是二人絕無僅有的一段蜜月期。

袁世凱極為謙恭，誇獎孫文“光明正大，毫無私意，所恨相見之晚”；孫文則對外宣稱“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将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于社會事業。十年後，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

由于會晤只有梁士诒在場，具體的談話細節已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孫文提出：袁世凱再當十年總統，練兵百萬；自己則專任修路，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裏。

袁世凱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別說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孫文為“全國鐵路督辦”，月薪高達三萬元，并把當初慈禧回銮時乘坐的豪華專列撥給他，以便巡視四方。

背地裏卻對人開玩笑說孫文是個“大炮”。

的确，終其一生一裏鐵路也沒修成，而二十萬裏的目标，要到一百年後方能實現。

不久，黃興抵京，袁世凱在總統府擺了晚宴，政府要員悉數到場。

先是袁世凱講了幾句開場白，無非竭誠歡迎招待簡慢等客套話。接着是孫、黃講話，都未涉及政治，黃興還誇袁世凱是民國第一流人物。

輪到軍事處副處長傅良佐發言時，由于想出出風頭卻又不善言辭，所言從恭維孫文自然而然地轉為恭維袁世凱，繼而牽扯到政治，批評了國民黨幾句，把氣氛搞得不倫不類。

袁世凱很不高興，當場打斷道：“我們今天歡迎孫先生、黃司令，不要說那些題外的話。”

所幸孫文面無愠色，不以為意。

宴後，黃興半開玩笑地動員袁世凱加入國民黨，後者沒有接招，而是推薦趙秉鈞加入國民黨，為其去掉總理前面那個“代”字掃清了障礙。

離京前，孫、黃聯合袁世凱、黎元洪發表了共同綱領，确定了八條大政方針。四大巨頭捐棄前嫌，調和歧見，對內以安人心，對外昭告列強，于外交承認和金融貸款都是利好消息。

黃興頂着“漢粵川鐵路總辦”的頭銜南下，逢人便贊袁世凱忠心謀國，勸新聞界不要再诽謗國家領導人。

孫文更是直言不諱道：

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與舊手段，而袁總統适足當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凱投桃報李，特命國有交通銀行墊付了孫科（孫文獨子）及其妻的留學費用，并下令各地官員對巡視路政的孫文熱情接待，聆聽教導。

望治心切的國民再次從絕望中尋找希望，自我安慰說改革的春天終于到來了。

而老辣的讀者，卻從報紙的字裏行間揣摩出另一條信息：全面左轉的時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試問原本互相提防的孫文和袁世凱怎麽就一見如故了？靠袁的個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談戀愛。

事實是，孫文在關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張上則同袁世凱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裏的設計，欲成憲法之治，必先經歷“軍法”和“約法”兩個階段，分別實行“軍政”和“訓政”，用梁啓超的話說就是開明專制。

當然，最理想的狀态是由他來做這個威權領袖，但種種跡象表明，如果連袁世凱都開不好這艘剛改裝過的舊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孫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諄告國人，“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

而他不願當國民黨的黨魁，亦有此考慮。

其實，共同綱領只字未提議會制度，第六條卻明白規定“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已完全說明問題。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對紛紛攘攘的時局，左轉之人，不乏精英。

梁啓超曾致信袁世凱，說“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齊嚴肅之治”；雲南都督蔡锷也抨擊《臨時約法》，主張造就強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國民黨的李烈鈞，雖不滿袁世凱，卻同樣不願國會操立法之權。

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訓昭告世人：但凡專制，不論個人專制還是政黨專制，失去了制約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開明，只能是與虎謀皮。

既是專制，就永遠不可能開明。

沒有國民黨，就沒有新民國

右轉的道路上，只剩形單影只的宋教仁。這條荊棘密布的路，只留給寒冬夜行人。

為了盡快将同盟會由革命黨改組為普通黨，宋教仁不得不遷就其他四個黨，将男女平權的主張删去，結果激怒了同盟會首個女會員唐群英。在一次公開大會上，她沖到主席臺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獨決。真正的先驅，從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動搖自己的主張，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嘗懷疑內心所堅持的信仰：一種合理的制度，比個人的力量要偉大一萬倍。

為了實現這一政治理想，他不顧孫文的勸阻，摩頂放踵，奔走呼號，于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會召開之際，在南中國掀起一股勢不可擋的“宋教仁旋風”。

武漢。

宋教仁的演講萬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權力是集中于國會的。在國會裏，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因此，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注于選舉活動。選舉的競争是公開的，只要在國會裏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憚而不敢妄為。那麽，我們的主義和政綱，便能夠求其貫徹了。

一開始，宋教仁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經常教育同志們“如能實現政黨內閣，縱使他黨出為總理，亦贊助之”。

低調是高調者的權力。能如此釋然，蓋因國民黨獨孤求敗，勝券在握，除了共和黨偶爾發發雜音，基本天下無敵。

不過，前提是那個人不回國。

早在一年前袁世凱複出當內閣總理時，就曾向遠在日本的梁啓超抛出橄榄枝，電邀其回國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啓超沒接招，但同袁世凱開始了頻繁的電報往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理財治兵，我不如袁；引導輿論，袁不如我。因此，若雙方推心握手，則天下事大有可為。

1912年的冬天，千呼萬喚中，梁啓超衣錦還鄉，成為政壇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會十九次，總統府設宴，各部總長作陪，一時風光無限。

國民黨天天派人拉梁啓超入夥，讓他當理事，但跟同盟會積怨已久的他一直不為所動，還在給女兒的家信中輕蔑道：“彼必憤憤，然亦無可奈何。”

人回來是要當黨魁的，目标就是共和黨。

作為立憲派的大本營，共和黨奉黎元洪為理事長，囊括了張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會賢達，但獨缺一個像宋教仁那樣的精神領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凱的暗中支持下，梁啓超着手改組共和黨，以便同國民黨一決雌雄。

最讓宋教仁崩潰的是，梁啓超居然要剝奪國會的憲法起草權，主張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黨推薦人才，在總統府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來制憲，還美名其曰“仿照美國開國的先例”。

被《臨時約法》折磨得想跳樓的袁世凱當然舉雙手贊同，卻把宋教仁氣得吐血。

危機感與日俱增的他開始在演講中猛烈抨擊袁世凱：現接到各地報告，我們的選舉運動極其順利。袁世凱見此情形，一定忌憚得很，一定會想方設法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也不用懼怕。将來他若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行為，便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真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也不遲！

各種犀利之詞，以剪報的形式彙集到一起。袁世凱看完後不禁皺眉道：“其口鋒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春，選戰正式打響，國民黨攻勢淩厲，狂踩共和黨，大獲全勝，在國會參衆兩院（其中參議院每省十個名額。衆議院則根據各省人口多寡，每80萬人選衆議員一名）共計八百二十個席位中奪得近四百席，組閣已無懸念。

作為第一屆國會，距清廷的九年預備立憲提早了五年；同日本明治維新用了二十二年才召集國會相比，更是神速。

而泥沙俱下，也就無可避免了。

一個叫吳寶璜的農民向媒體爆料，說共和黨骨幹湯化龍曾派人找過他，許諾只要投湯的票，當選後即贈送三百銀元的酬勞。自己依言而行，湯化龍也選上了議員，結果之前向他畫大餅的那人瞬間杳無音訊。

類似的新聞在當時已經司空見慣，但該案被證實是國民黨誣陷湯化龍的苦肉計，目的就是扳倒梁啓超的這位政治密友。

按照《臨時約法》“國會裏的多數黨自然組閣”的規定，總理的位子，宋教仁手到擒來，趙秉鈞只有回家賣紅薯的命。

并且，萬能的《臨時約法》還規定，正式大總統由國會制憲後根據憲法選舉産生。

問題是國會已被國民黨占領，真要投票，袁世凱可能也得回家抱孫子。

而宋教仁的舉動恰恰坐實了這一可能。

國會召開在望，報紙上卻風傳一則勁爆內幕：國民黨準備排袁舉黎，在正式總統的選舉中推黎元洪為候選人，将袁世凱淘汰出局。

雖說民初的媒體享受了空前絕後的言論自由，經常聳人聽聞，但這條還真不是空穴來風。

站在宋教仁的立場，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