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3)

論袁世凱還是孫文，個人意志都太過強烈，讓他們當總統，只會實行開明專制，破壞自己“政黨內閣”的政治藍圖。

而黎元洪至少看起來比較憨厚，懂得發揚民主，将其調離湖北老巢到北京來當總統，顯然有利于內閣制的推行。

被勝利沖昏頭腦的宋教仁信心十足，在杭州登山時臨風賦詩道：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

其人雖已殁，百年有餘情

束手待斃向來不是袁世凱的風格。

他電召宋教仁進京議事。

3月20日晚10點半，上海火車站。

所有人都以為宋教仁此行多半入閣拜相，故送行者衆。除正在日本訪問的孫文外，黃興、陳其美、于右任和廖仲恺等國民黨政要幾乎悉數到場。

列車鳴笛待發。

檢票口前，宋教仁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別。轉身正要上車，但聞“砰”的一聲，從月臺的水泥柱邊飛來一顆子彈，正中其右腰。

宋教仁驚呼：“我中槍了！”向前踉跄兩步，倒在欄杆邊的鐵椅上。

衆人還在錯愕，又是兩聲槍響。

循聲望去，只見一身形矯健的矮個子正向站外飛奔。

衆人這才回過神來，一面高喊抓刺客，一面将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鐵路醫院搶救。

由于彈頭抹毒，傷勢沉重，拖至次日淩晨4點，宋教仁不治身亡，年僅31歲。

臨終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掙紮着口述了一封給袁世凱的“遺折”：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捭國家得确定不拔之憲法，則仁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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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嘩然。

袁世凱接連發電慰問，并責成江蘇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

懸賞之下，兩名學生到巡捕房（租界警局）報案，說一個跟他倆住同一間旅館名叫武士英的曾開口借錢，并自诩殺人後即能如數奉還。

警察趕往旅館，武士英已不知所蹤，只發現一張寫着“應桂馨”的名片。

在一家妓院，警察逮捕了應桂馨。兩天後，殺手武士英落網。

從應桂馨的寓所抄出大量同北京往來的密電，直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其中兩封，坐實了二人買兇殺宋的罪行。

洪述祖：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應桂馨：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望轉呈。

一個“望轉呈”，又把洪述祖的幕後指揮趙秉鈞牽扯出來。

洪述祖早年在湖北混社會，賣假地契給洋人，造成外事交涉，被張之洞下令通緝。後經巡警部侍郎趙秉鈞求情改為逐出湖北，從此投靠趙，成為其心腹。

洪述祖奉命收買應桂馨，蓋因此人黑白兩道通吃，還當過孫文的侍衛隊長，可以借其革命黨的外衣在南方搞間諜活動。

不久，國民黨在競選中獨占鳌頭，趙秉鈞痛感總理的位子還沒坐熱就要被攆下臺，懼恨交加，命應桂馨運作上海的媒體抹黑宋教仁，編造其貪污納賄乃至生活作風問題。

當然，趙秉鈞不是沒有考慮過消滅宋教仁的肉體，他在等待時機。等到宋的演講把袁世凱都激怒時，洪述祖來到了總統府。

洪述祖：“國事艱難，不過二三人反對所致，如能設法剪除，豈不甚好？”

袁世凱：“一面搗亂尚不能了，況兩面搗亂？”

沒有答應。

待宋案發生，袁世凱急召洪述祖，問及宋教仁究系何人所害時，洪說“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

袁世凱臉色煞白，面有怒容，洪述祖出府後惴惴不安，旋即告假赴天津養病。

其實，趙秉鈞幹的這事在我國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中有專門的術語：希旨承顏。

即在領導不便明說的情況下揣摩其意圖，然後放手去幹。踩準了扶搖直上，踩錯了萬劫不複。

願賭服輸。

袁世凱何嘗不惱恨宋教仁？但直接動刀子代價太大，自己畢竟是國家元首，不是陳其美。

因此，召宋入京，是想通過協商化幹戈為玉帛。豈料，擔心相位不保的趙秉鈞選擇了先下手為強。

當然，群情激憤的國民黨是不會去做冷靜的案情分析的。在宋教仁的追悼會上，黃興獻上了一副對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就是袁世凱。

雖說宋教仁“舍袁就黎”的舉動使得袁世凱貌似具有充分的作案動機，但無任何證據顯示他同宋案有關。

殺吳祿貞是千鈞一發下的“斬首行動”，殺張振武更是黎元洪的主意。但殺宋教仁，作為利益攸關方袁世凱根本逃不脫輿論的指責，得不償失。

況且，國民黨既已雄霸國會，殺了宋教仁也于事無補。宋一死，正好師出有名，不管政治倒袁還是武力讨袁，都能得到國民的擁護。

素來客觀公正的張一麐的結論，也許最接近這一版故事的真相：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毀之。袁以為毀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釀巨禍，袁亦無以自白。小人之不可與謀也，如是。

以上就是如電影《禁閉島》般的前九十分鐘，下面進入刺宋案的另一個版本。

藝術的魅力源于其內容的多義性，歷史的複雜則超越了阿加莎·克裏斯蒂的推理。

宋教仁的“羅生門”

當武士英和應桂馨從公共租界移交給上海當局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先是武士英吃了一個毒饅頭暴斃獄中，再是應桂馨成功越獄，逃之夭夭。

而負責看守監獄的滬軍六十一團是陳其美的老班底，戒備森嚴，除了陳本人，幾乎沒人能搞出一死一逃這麽大的手筆。

事實上，應桂馨在獄中潇灑自如，甚至有恃無恐地吸鴉片，安逸得跟自己家似的。

聯系到應桂馨是陳其美的青幫兄弟，給陳當過諜報科科長，向北京“投誠”還不到三個月，裏面的內幕就引人遐想了。

當然你會說，應桂馨和洪述祖的電報在那擺着，還能有什麽隐情？

通讀兩人的往來電文不難發現，洪述祖關心的是如何诋毀宋教仁，當他聽說應桂馨能搞到宋早年在日本的犯罪記錄時，立即許以重金。

而刺宋則是應桂馨主動提出的，在洪述祖發“毀宋酬勳”之前。

暫且不論“毀宋”到底是毀滅還是毀謗，就應桂馨對殺宋教仁比洪述祖還熱心（若不去宋，恐大局必為擾亂）這一點而言，都值得剛步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學習，那就是把別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辦，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敏銳的你不難猜到，應桂馨的幕後指使可能是陳其美。

草菅人命的魄力不用懷疑，畢竟人前科累累。問題是，動機呢？

首先，陳其美不爽宋教仁很正常。因為宋根本看不起孫，經常在日記中指責其“素日不能開誠布公、坦懷待人，做事近于專制跋扈”，還曾直接對日本友人說：“孫逸仙是落後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其次，自從唐內閣倒臺，陳其美從工商總長變成無業人員後，心理落差一直比較大。于右任在給友人的信中就說，陳其美如今在上海很無聊，成天躲在家裏，客人也不多見，攻擊他的人還說他整天在娛樂場所厮混，其實哪有這回事。

信末，他不免有些慨嘆：“昔日的滬軍都督，如今混成這樣，你說可憐不可憐！”

反觀宋教仁，年紀輕輕，蒸蒸日上，不日便會出任內閣總理，讓一幫老同志情何以堪？

而事實上只要有國人的地方就有權力鬥争，革命陣營內部也不例外。

最後則是無法調和的根本矛盾，即“革命成功後，革命黨往哪裏去”的問題，由此在國民黨內部分化出“孫系”和“宋系”兩派。

娜拉出走以後怎麽辦？這是魯迅借用易蔔生的《玩偶之家》抛給革命者的終極命題。

從來破壞易，建設難。當孫文的洋顧問端納看過他那張畫着密密麻麻的“鐵路線”的地圖後，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孫文先生狂妄極了，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不切實際，對自己将要開創的事業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的确，根據孫文的描繪，鐵路時而翻過崇山峻嶺紮進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時而又穿越茫茫戈壁來到一望無際的蒙古草原，整個一人擋殺人佛擋殺佛。

革命家是人群裏的酵母菌，只有當國家害了重病時才能如魚得水，呼風喚雨。而在和平年代，這些人毫無用武之地，大多抑郁而終。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徐錫麟走向死亡，林覺民走向死亡——也許冥冥之中都意識到青春背後沒有東西了，就此了斷。畢竟革命成功後，夢想不再是夢想，必須落實到制度的改革和瑣碎的行政事務上，詩意煙消雲散。

故由亂而治之日，便是革命家生不如死之時。烈士暮年，老骥伏枥，沒權的刀槍入庫也就認了，有權的則可能突變為終生革命家，從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從革敵人的命到革自己人的命。

作為《臨時約法》的起草者，中華民國政治體制的締造者，宋教仁取代孫文是大勢所趨，也符合同盟會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歷史進程。

但從孫文拒絕出任國民黨理事長來看，其內心是抵制這一轉變的。常年策劃起義的他堅信槍杆子裏出政權，主張同盟會仍為革命組織，今天可以擁袁，明天操家夥便能反袁。

不要以為去修鐵路就意味着默認了出局的現實，也可能是曲線救國，争取一擊命中，徹底整垮宋教仁。

這就是宋案真相的兩個版本。

鏡頭切到六年前，二十五歲的宋教仁潛入東北，成立同盟會東北支部。其間，他四處走訪，遍覽群籍，寫就《間島問題》一書，成為對日交涉的有力根據，以至于驚動了中央，要以五品京銜邀其入外務部供職。

如流星劃過夜空，宋教仁以天縱之資給國人帶來了唯一一次走向共和的希望。可惜，倏忽的逝去使初具規模的制度設計戛然而止，空留一腔“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遺恨和一句至今無解的百年之問：在這片專制深厚的土地上，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憲政民主？

誠如于右任為宋教仁撰寫的銘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嗚呼！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宋之死不單單是一黨一姓的損失，更是全體國民南柯一夢醒來後的悵然若失……

潘多拉的魔盒業已打開，剛剛啓動的民主實踐又回到了以武力決勝負的舊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