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專制之上，(1)

二次革命

孫文迅速回國，準備武力讨袁。

黃興以下全部反對，認為司法程序已經啓動，當訴諸法律。

孫文怒道：“總統指使暗殺，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

陳其美附議。

國民黨此時的地盤只有江西、安徽和廣東三省（湖南都督譚延闿雖加入國民黨，但奉行自治）。結果，當孫文電令三省都督宣布獨立時，李烈鈞、柏文蔚和胡漢民均不買賬，氣得孫大炮逢人就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

當然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有，也絕非袁世凱的敵手。

不過不打緊，國會已經開幕，宋教仁留下的政治遺産可以幫國民黨進行合法鬥争。

首戰便是“善後大借款”。

所謂善後，即收拾清朝留下的爛攤子——各種外債加賠款共計一千二百萬英鎊。

政府不但沒錢，還等米下鍋，只好再舉新債，結果唐內閣時的首輪融資即在同盟會一片“喪權辱國”的唾罵聲中偃旗息鼓。

可民國百廢待興，總不能宣告政府破産吧？于是，暗地裏的談判從來沒有停止過，直至同五國銀行團（美國主動退出）達成了總計兩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

由于列強堅持認為中國仍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政府信用等級偏低，故定了個奇高無比的利息，算下來到手的錢只有三分之一。

消息傳出，輿論鼎沸，國民黨更是一副國亡無日的表情，對袁世凱不經國會批準就擅自簽訂借款合同這一悍然踐踏《臨時約法》的行為捶胸頓足。

孫文給五國銀行寫信拆臺，衆議院則命內閣派人過來回答質詢。

龍潭虎穴，誰敢去闖？最後還是陸軍總長段祺瑞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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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籍的議員一見到段，登時血氣上湧，有跳到凳子上大罵趙秉鈞的，有拍着桌子高喊打倒袁世凱的，甚至還有朝段祺瑞扔墨盒的。

共和黨的議員則默不作聲，靜觀場面失控。

段祺瑞神色自若，巋然不動，等國民黨鬧夠了，才淡淡道：“借款一案，請國會追認。”

意即覆水難收，已成定局，請你們批準是給你們面子。

議員們又七嘴八舌地質問起來，段祺瑞始終只有這一句回答。

參議院的情況也一樣，稍好些的是袁世凱親自給議長張繼（國民黨籍）寫了封信，語重心長道：“國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國民黨本部召集兩院議員商議，認為合同既已簽字，袁世凱勢必蠻幹到底，國會的否決完全無濟于事，還有損《臨時約法》的權威。

既然秀才解決不了，就交給兵吧。

孫文同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譚延闿聯名通電，反對違法借款。

袁世凱怒了。

中華民國好不容易得到巴西和古巴等寥寥數國的外交承認，孫文又來敗壞政府的國際聲譽，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對梁士诒道：“我算是看透了，孫文、黃興除了搗亂沒別的本事，左是搗亂，右是搗亂。他們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讨伐。”

作為反擊，直隸都督馮國璋、河南都督張鎮芳、山東都督周自齊、陝西都督張鳳翙以及山西都督閻錫山等聯電指責孫、黃“以宋案牽誣政府，以借款冀逞陰謀”。

為了逼南方首先發難，袁世凱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免去了李烈鈞的江西都督，而命黎元洪兼任。

不久，又令胡漢民為西藏宣慰使、柏文蔚為陝甘籌邊使，果然激起反彈。

李烈鈞率先宣布獨立，以江西讨袁軍總司令之名發表檄文，號召天下共擊之。安徽、廣東、湖南和上海等地陸續呼應，聲勢浩大，頗有重現辛亥年之局面的架勢，史稱“二次革命”。

其實，由于兼并了其他幾個黨，比起同盟會來國民黨的純潔性已大打折扣。即便是許多老同志，心态也發生了轉變，以革命功臣自居，汲汲于仕途名利。

黃興雖不在此列，但對貿然舉事也很動搖。因為他認同《紐約時報》的說法，清楚所謂的“天下雲集響應”只是表象：當前的所謂反抗，與其說是人民對北京政府不滿的起義，不如說是失意政客和幹祿之徒想自行上臺的一種努力。內戰不可能持續太久，其結果是袁世凱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地位将更加穩固。

黃興舉棋不定，氣得陳其美誣賴他收了袁世凱的錢。

兩人一理論，陳其美祭出激将法，要他以游說程德全出兵來自證清白。

性情剛烈的黃興當即趕赴江蘇都督府，“撲通”一聲給程德全跪下，求他發兵。

程督不緊不慢道：“我不是不同意北伐，但出兵要饷要械，總而言之，要錢。”

黃興給陳其美打電話，答稱：“明天有兩車鈔票運到。”結果第二天一查驗，全是已經倒閉的信成銀行的廢鈔。

程德全不快道：“讨袁我和諸君立場一致，但拿廢票采購軍需，坑的可是百姓。害民的事，我決不做！”

看似浩然正氣，實則明哲保身。

南方議論未定，北軍兵已南下，相繼攻克安徽和江西，氣得柏文蔚痛罵黃興“一将無能，千軍受累”。

不久，張勳帶着還鄉團殺回南京，虛張聲勢的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便全線潰敗，孫、黃再次流亡日本。

長江以南被袁世凱全盤接收，各省都督均換上了自己人（湖南湯芗銘、安徽倪嗣沖、江蘇馮國璋、廣東龍濟光），中央政府的威望臻于極點。

列強相繼表态：只要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即給予中華民國外交承認。

選票長啥樣

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制憲在先，其次才由國會根據憲法來選總統。

制憲是個漫長的過程，而袁世凱想趕在本年的雙十節（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總統。于是，在他授意下，黎元洪聯合十九省都督發表通電，建議先選總統再定憲法。

雖說二次革命的慘敗讓國民黨一蹶不振，但畢竟還占據着國會裏的多數席位，不可等閑視之。

因此，袁世凱一面命梁啓超以共和黨為基礎，兼并數黨後擴大為進步黨，一面對國民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利誘之下，士氣低迷的國民黨議員有的改投進步黨，有的坐等袁世凱來買他們的選票。一時間，報紙上滿載國民黨人的退黨聲明，進步黨趁勢拿下了參衆兩院的議長之席。

袁世凱宜将剩勇追窮寇，對“孫黃亂黨”發出通緝令，罪名除煽動叛亂外還有貪贓枉法，說查賬後發現孫文一裏鐵路都沒修，卻揮霍挪用了大筆公款。

剛在日本落腳的孫文聽說後，痛定思痛，認為所有的噩夢都是從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開始的。混進來的四個黨目無尊長，良莠不齊，污染了組織，破壞了紀律，必須加以改造。

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告誡全黨同志：“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必須對唯一的領袖絕對服從。”

緊接着，将黨員分為首義、協助和普通三級，新人入黨時必須按手印發誓。

黃興、汪精衛、李烈鈞、柏文蔚、蔡元培和吳稚晖等元老紛紛大搖其頭，敬而遠之，只剩陳其美、戴季陶和居正幾個不離不棄。

計劃中的“三次革命”從此遙遙無期。

北京。

辭去了總理之職的趙秉鈞調任直隸都督。

對一般疆吏而言，直督意味着榮譽和信任，但以總理之尊改遷于此，只能是失勢的标志。

毀宋一事，自作主張的趙秉鈞已經深深地傷害了袁世凱。現在嫌疑洗不清，自己擔着就是了，可他又派心腹王治馨（時任順天府尹）去參加國民黨本部在北京召開的宋教仁追悼大會，當着一千多人的面理直氣壯道：“現在有人要殺宋先生，但絕不是趙總理！趙總理不能對此事負責，此責自有人負！”

王治馨含沙射影的對象可能是陳其美，因為當時對陳的質疑一度甚嚣塵上，梁啓超在給女兒的家信中甚至直言“真主使者，陳其美也”。

但也有可能指袁世凱，至少國民黨是這麽理解的。

作為北京市市長，王治馨的話極具殺傷力，且捕風捉影的事，袁世凱又不好站出來辯解，非常惱火。

不久，王治馨貪污案發，袁世凱公報私仇，重判其死刑。

趙秉鈞自知闖禍，趕緊遞了辭呈，袁世凱和國會都爽快地批了，而命陸軍總長段祺瑞暫代總理一職。

相位不宜久懸，七零八碎的內閣也到了重組的關頭。

國民黨大勢已去，進步黨銳不可當。以熊希齡為總理（兼財政總長），外交總長孫寶琦、內務總長朱啓钤、交通總長周自齊、司法總長梁啓超、農商總長張謇的“一流人才內閣”華麗亮相。

這幫學者型官員全是社會名流，無可指摘，但袁世凱更看重的是他們進步黨黨員的身份。

很快，國會拟定了憲法中的一章——《總統選舉法》，以便先選總統。

三天後，參衆兩院七百五十九名議員走入會場，舉行總統大選。

最高領導人的任命，在這片土地上終于實現了競選而不是競猜。

根據游戲設定，無記名投票共分三輪。

想第一輪就搞定對手，得票必須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三（即五百七十票），否則進入下一輪；第二輪的勝利條件同第一輪一樣。若仍決不出勝負，則得票最多的兩人進入終極PK；在扣人心弦無比刺激廣告商青眼有加主持人巧舌如簧的該環節，誰的得票數超過總數的一半，即為贏家。

袁世凱一合計，發現問題很嚴峻。

投票人裏有三百五十多位國民黨議員，只要其中超過二百人不投自己的票，前兩輪就無法勝出。而等挨到第三輪，不僅面子上過不去，危險系數還很大。

沒辦法，只好耍流氓了。

投票當天，會場外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新生事物——公民團。三千多名團員自稱熱心市民，專程前來維護競選秩序，把大樓圍得水洩不通。

在這批社會閑雜（部分是軍警便衣）的監督下，會場的确井然有序，因為外面的進不去裏面的出不來……

偶有議員想出去買根油條打個豆漿啥的，剛跨過大門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到了中午，主持人湯化龍宣布休會。進步黨本部送來兩擔點心，被公民團攔下，經反複解釋，說是給擁護袁總統的議員用的，方準進入。

國民黨本部送來的午餐則始終不予放行，氣得國民黨議員沖外面破口大罵，公民團則惡狠狠地回敬道：“餓死你們也是活該！”

為了早點慰勞自己的肚子，議員們抓緊時間投了兩輪，袁世凱位居第一，黎元洪緊随其後，孫文和伍廷芳墊底，都沒超過總票數的四分之三。

時已薄暮，二選一的巅峰對決拉開帷幕。

國民黨議員交頭接耳，“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叮囑聲擊鼓傳花般蔓延開來。

然而，更多的人選擇向現實低頭，因為袁總統明碼标價：一張選票，大洋八千。當有人質問某出賣選票的國民黨議員時，對方自我解嘲道：“橫豎袁世凱都要當選，拿這筆錢作亡命費也好。”

終于，湯化龍宣布袁世凱得票過半，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

掌聲稀稀拉拉，有氣無力，蓋因國民黨不願鼓掌，進步黨精疲力盡也懶得鼓。

公民團領了賞錢，一哄而散。

次日選舉副總統，黎元洪毫無争議，高票當選。

專制都是突然垮掉，民主不會一日建成

1913年10月10日，巴拿馬運河開通的當天，袁世凱宣誓就任正式大總統。

典禮既不在國會也不在總統府，而被刻意安排到紫禁城太和殿舉行，用意不言自明。

是日，北京天降大雨，數千來賓齊聚太和殿廣場，靜候袁世凱莅臨。

上午10點，三百多名頭戴金線軍盔、身穿藍色制服的衛兵列隊進入廣場，在來賓席前分東西兩側立定。

随後，四頂四人擡的肩輿出現，載着此次大典的儀從梁士诒、唐在禮、蔭昌和夏壽田（總統府秘書）。

終于，身着海藍色大元帥服的袁世凱乘坐八擡大轎來到廣場。

下轎後，由梁士诒等擁護前行，登上主席臺就座。

儀式在禮官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進行。輪到總統宣讀誓詞時，離主席臺很近的國民黨議員韓玉辰驚訝地發現，袁世凱的态度極不嚴肅，一句“餘誓以至誠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執行大總統之職務”八個字念得铿锵嘹亮，餘者則聲如細蚊，幾不可辨。

袁世凱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凱了。

兩年來，才五十開外的他迅速變得老态龍鐘。曾經神采飛揚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來就像一個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厭倦了在野者通電聲讨、宣布獨立，執政者大張撻伐、剪滅異己的游戲。

對妥協這一議會政治的精髓，他并非沒有嘗試。為了調和黨見，還發表過一通聲嘶力竭的呼籲：我國政黨，方在萌芽，其發起之領袖，皆一時之人傑，抱高尚之理想，無利己之私心，政見容有參差，心地多屬純潔。惟黨員既盛，統管不力，兩黨相持，言論無不激烈，深恐遷流所及，因個人之利害，忘國事之艱辛。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将焉附？無論何種政黨，均宜消除成見，專趨利國利民之一途。如懷挾陰私，蜚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指無用之物），以國家為孤注，将使滅亡之禍，于共和時代發生，揆諸締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動機的不純，使得空谷足音變成了自言自語。

感覺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凱産生了與同時代的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種力量只能被另一種力量打敗，而非為一種原則所推翻。

從權力鬥争到兵戎相見，共和制度旋踵而亡。擺在袁世凱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兩條路。

重拾集權，國事短期內可見成效，風險低代價小。但長遠來看，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耽擱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終究誤國誤民；選擇擴大民主，則不得不面對政局的長期混亂。好處是提前試錯，造福子孫，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惜，悲劇恰恰在于，正因為“亂”，反倒激起了他“治”的沖動和野心。

兩年裏，他降低稅收，鼓勵創業，制定銀行和證券交易法，簽發《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激活了民營資本，點燃了經商熱情。

無錫榮氏兄弟的面粉帝國狂飙突進，榮宗敬在上海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

随着一戰的爆發，茂新面粉廠的拳頭産品“兵船面粉”遠銷南洋和歐洲。

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陳光甫回國已經四年。他即将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賬戶”——只要有一元錢，就可以在他的銀行開戶。

他曾問員工：“我們該怎麽服務于顧客？”員工答：“不論顧客辦理業務的數額是一千元還是一百元，都要熱情接待。”陳光甫道：“你們只答對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錢不辦，也要熱情接待。”

剛屆而立之年的範旭東則站在天津塘沽的海灘邊，望着冰雪般無邊無際的鹽坨，激動地對同伴說：“一個化學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志氣了。”

即使有一個當過趙秉鈞內閣教育總長的哥哥（範源濂），範旭東也沒有選擇走捷徑，而是學以致用地創辦久大鹽廠，打響了精鹽品牌“海王星”，結束了國人只能吃氯化鈉含量不足50％的粗鹽（西方早已實現氯化鈉不到50％的鹽不許做飼料）的歷史。

始于民初，一直持續到北伐戰争前的這輪“下海熱”，被史家稱為“第二次工業化浪潮”。

與上一輪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洋務運動所不同的是，這一輪是民營資本崛起的盛宴，投資大多集中于民生領域，提供消費類商品，主角則是以盈利為動力的新興企業家。

而推動這一轉變的，正是不斷出臺經濟法規、完善市場機制的袁世凱。

其實長期以來，這個追求完美的處女座男人對法律的重視都被嚴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總統的宣言書中，袁世凱透露了他對共和的理解：共和者，采大衆意思，制定完備法律，而大衆嚴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則共恥之！此種守法習慣，必積久養成，如起居之有時，飲食之有節，而後為法治國。

為此，他主持修律，廢除了大清刑律中殘忍的酷刑；又頒布《文官考試法》，設定的科目對考生的法學和經濟學基礎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可以公開宣稱司法獨立的人，正義無反顧地往人治的路上邁進。

當治國變成一種神聖的使命，當對秩序與穩定的渴望和對分裂與滅亡的恐懼纏繞在一起時，堅信中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條新路的袁世凱舍棄了依法治國，選擇了以法治國。

差之毫厘，謬以千裏。

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憶

大位既正，受夠了國民黨鳥氣的袁世凱開始磨刀霍霍。

他向親信吐槽道：“兩年來，我非驢非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國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孫作他人之牛馬奴隸耳。”

問題是想讓解散國民黨從程序上看起來更合法，則必須有熊總理的副署。

但這種明擺着開歷史倒車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齡未必肯幹。

不打緊，袁世凱手頭捏着他的把柄。

當初唐紹儀內閣散夥時，財政總長熊希齡也因借款失敗自請辭職，被袁世凱委以熱河都統（熱河省的都督）。

熊都統性本愛丘山，一到任便被承德避暑山莊的美景吸引，故不住衙門，徑自搬入山莊辦公。

若只是羁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倒也罷了，可熊希齡待着待着就派人清點起莊裏的寶物來，還慷公家之慨把一面乾隆用過的折扇送給駐防熱河的北洋老将姜桂題。

由于饋贈過于貴重，姜桂題不敢隐瞞，立刻密報，文物上繳。

袁世凱特意等到熊希齡入京組閣，方才派人赴熱河明察暗訪，搜集材料，彙編成冊。

而拿到黑材料後，又故意引而不發，一直捂到需要将熊希齡一軍時。

這天上午，袁世凱約熊希齡到總統府議事。熊方到，即有外國公使前來谒見。

時間這麽巧，顯系事前安排。

袁世凱依禮先見外賓，囑熊暫入辦公室稍候。

室內空無一人，熊希齡四下打量，目光停留在袁的辦公桌上。那裏擺着一沓卷宗，上書“查報避暑山莊盜寶案”九個大字。

熊希齡湊過去略加窺看，登時臉色蒼白，如臨大敵。

外使走後，袁世凱喚熊出來談話。他以極為關心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是因公事忙沒睡好覺吧？怎麽臉色這麽不好看？”

熊希齡敷衍了兩句，額上涔出汗來。

袁世凱疾言厲色道：“國事難以推進，都因國民黨故意刁難，實在令人痛心。不将其解散，取消國民黨籍的議員資格，則內閣事事受掣肘，總統也無法履行職責。秉三，你怎麽看？”

威懾之下，熊希齡六神無主，最終俯首簽字。

翌日，從本部到支部，全國所有的國民黨機關皆被勒令解散，四百三十八名議員被吊銷資格。

議員少了一半，國會幾近癱瘓，梁啓超猛然醒悟。

進步黨給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對抗力”，其宣言書則是梁啓超個人政見的完整體現：與官僚（北洋系）和亂暴勢力（國民黨）對抗，并造就兩大政黨對峙之象。

一開始，國民黨來勢洶洶，袁世凱獨木難支，同“亂暴勢力”吵了十年的梁啓超自然選擇聯合後者。

但當天平完全失衡時，他和進步黨議員才意識到底線已被突破。

唇亡齒寒的梁啓超跑到總統府，力陳解散國民黨之不當。袁世凱耐心聽着，笑而不語，最後只淡淡道：“晚了，命令已經發出去了！”

內閣會議上，憤懑不已的梁啓超再提此事，主張閣員全體辭職，以示抗議。

衆人面面相觑，主席位上的熊希齡也毫無表情，最終不了了之。

一切都驗證了著名報人邵飄萍一年前的預測：縱使将來國會議員人人比肩于盧梭而駕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皆成無數木偶。

可即使是木偶，袁世凱也棄之如敝履。

因為木偶們還掌握着制憲權，起草了《天壇憲法》，一如既往地堅持《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制。

袁世凱則當夠了有名無實的“蓋章總統”，調集程樹德等法律專家逐條研究，要求增加總統權限。

國會置若罔聞。

但很快，随着國民黨議員集體被炒，兩院不到法定的開會人數，基本名存實亡。

袁世凱再接再厲，對非國民黨籍的議員也許以重賄，告訴他們只要公開申明辭職，即在政府委以官職。

終于，他連這具只剩軀殼的國會也不想要了，玩起“俯順輿情”的老把戲，在以馮國璋為首的北洋都督的“勸谏”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解散國會。剩下的議員，每人發四百元路費，饬令回籍。

共和醫治無效，宣告死亡。

當1914年的爆竹聲響起時，袁世凱頭也不回地沿着專制之路絕塵而去。

官諱經

國不能一日無憲，否則便是無照經營。當然，有照也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手打一份挂在那兒欺騙消費者的情況你我都見過。

袁世凱可以踢走國會，卻不能不制憲。他的方案是由各省、內閣和總統府薦人，組成政治會議，制定憲法。

正好前進步黨國會議員汪榮寶赴任比利時公使，辭行時勸袁世凱道：“請勿行總統制，以免遇事總統首當其沖。”

袁世凱擺了擺手，道：“不然！以往一直實行的內閣制，而只聞有讨袁，不聞有讨陸（徵祥）讨段（祺瑞）！”

熊希齡見國事不可為，和梁啓超雙雙去職。時人送上對聯一副，諷刺道：名流內閣，名譽掃地；大政方針，大事糊塗。

少了最後一道障礙，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的《中華民國約法》出臺，史稱“袁記約法”。

在頒布通告中，他一洩積郁道：

歷稽史乘，斷未有政權能一，而其國不治。亦未有政權不一，而其國不亂且亡者！

共和成立，國體變更，雖易帝國為民國，而一般人民心理，仍責望政府者獨重，責望議會者尚輕。使為國之元首而無權，則政權無由集中，群情因之渙散，恐為大亂所由生。

夫國家處開創之時，當多難之際，與其以挽救之責，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議會，其收效緩慢而艱難，不如得一強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快速而容易，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

在此思想的指導下，袁記約法将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且能連選連任。

如果袁世凱願意，完全可以當終身總統，因為三名繼任總統的候選人要由現任指定。

于是，國人悲哀地看到，剛被歷史的車輪碾過，爬起來後發現歷史竟在倒車。

很快，黎元洪的山大王也做不下去了，被突然造訪的段祺瑞軟硬兼施地“請”到北京，當起關在籠子裏的副總統來，湖北都督代之以人稱“幹殿下”的段芝貴。

同當初授孫文全國鐵路督辦一樣，袁世凱每月給黎元洪發三萬元工資，還讓九子袁克久娶了黎的女兒，一天到晚親家長親家短叫得無比親熱……

中央政府的架構做了重大調整，各部總長直接對總統負責，內閣改為負責上傳下達的政事堂，下轄法制局、機要局等六個次要部門，首長叫國務卿。

兩年前，袁世凱想邀徐世昌出山，後者沒答應。

他也不強留，只道：“等我将這幫昏小子（同盟會）攆了，再來迎請大哥！”

時人以為徐世昌躲起來當寓公是因為不忘清室，不作貳臣，連他弟弟徐世光也這麽看。

實則大謬。

多數政客，為官只知“思進”，為了百尺竿頭，可以把黑的唱成紅的，紅的打成黑的，不擇手段，生死以之。

而徐世昌的老辣，在于懂得“思退”。

陽極生陰，盛極必衰。世間之事，從來只做簡諧運動。

徐世昌不願複出，蓋因深感民國無法治——既缺乏法治，又無藥可治。

他甚至覺得袁老弟應該像孫文那樣遠離是非之地，把中國這個爛攤子扔給別人，隔岸觀火，渾水摸魚。

當然，以袁的心氣和抱負，明顯不可能。

在孫寶琦和段祺瑞的輪番游說下，徐世昌打算再幫慰庭一把，接受了國務卿的任命，并自書“後樂堂”的匾額挂于衙門正廳，标榜自己并非來做官而是來為人民服務的。

與政事堂平級的是參政院，院長由黎副總統兼任，下設楊度、嚴複等七十名參政。

參政院就是縮水版的國會，有立法權，但參政皆由總統提名選派，比前清的資政院還不如。

除此之外還有大理院（審理民衆的最高法）、平政院（審理官員的最高法）以及肅政廳（最高檢）。

抛開制度，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經濟上，在梁士诒的推動下，民國鑄造了統一的銀幣“袁大頭”。由于制作工藝好，含銀量高，截至1949年，仍是廣受歡迎的硬通貨。而更穿越的是，一直到1978年前後，東南沿海的漁民仍用“袁大頭”跟境外走私集團交換緊俏的手表、牛仔褲和收音機。

軍事上，發源河南，持續一年遍及五省的“白朗起義”終于被撲滅。放眼神州，再無硝煙。

不過，安內好辦，攘外卻不易。

1912年6月，流亡多年的十三世達賴在英軍的護送下回藏重掌政權。

他驅逐漢官，大搞清洗，并派僧軍擾亂川邊，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反擊，一時間邊釁大開，烽煙四起。

三歲小孩都知道，幕後指使是英國。因此一年後，談判在坐落于喜馬拉雅山山梁上的英式小鎮西姆拉城（印度）啓動。

英國的夢想是策動西藏獨立，再并入自己的殖民地印度。

但因列強幹預，操作起來比較困難，故不得不采取逐步蠶食的方案。

在西姆拉會議上，英方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以喜馬拉雅山的分水嶺為中印邊界線。這意味着南麓逾九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疆土将劃入印度版圖，面積相當于三個臺灣島。

袁世凱當然堅決反對。

正好一戰爆發，英國無暇東顧，談判無果而終，但“麥克馬洪線”作為歷史遺留問題一直延續至今，聚訟紛纭。

黑暗舞者

見英國這麽上進，俄國急了。

恰巧時局給了它一個不要臉的機會——外蒙古的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活佛趁清廷氣數已盡，效法達賴，宣布脫離中國，托庇沙俄。

作為外蒙的政教領袖，庫倫活佛有自己的名號：哲布尊丹巴。并同達賴一樣，在理藩院的主持下以金瓶摯簽的方式尋找轉世靈童，代代相傳。

即使在蒙古族內部，哲布尊丹巴八世的叛變也是不得民心的。

有清一代，蒙古和滿族一樣享有各種統治特權，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親王。而漢族功臣，即便如曾國藩、李鴻章，最高也只能封侯。

因此，蒙古的上流社會早就不在邊遠苦寒的庫倫混，而是吃着爆肚，唱着《北京一夜》，融入了京城紙醉金迷、寶馬雕車的夜生活。

回庫倫搞獨立？除非腦子進水了。

便是那些住蒙古包的貧苦牧民，也很想對哲布尊丹巴豎中指，因為脫離中國将對他們賴以生存的皮毛貿易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可惜，清廷正面臨滅頂之災，無力顧及外蒙，只好勸告哲布尊丹巴不要“輕舉妄動，為人所愚”，并派蒙古郡王前往“宣慰”。

哲布尊丹巴根本不理，悍然宣布建立“大蒙古國”，自立為帝，并與沙俄簽訂協約，成為其保護國。

等袁世凱接過清政府的爛賬後，俄國又武力兼并了阿爾泰和唐努烏梁海等邊區，趁火打劫，不可一世。

立足未穩的袁世凱除了沿襲晚清的老辦法開展忍辱負重的外交談判，別無他途。

本着“經濟權益可以談，主權問題不松口”的原則，經過艱苦卓絕的拉鋸，《中俄蒙協約》簽訂，規定：俄國承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是外蒙的宗主國，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稱號；中國則必須承認外蒙古的“自治”以及俄國在這一地區的各項特權。

在國力衰微的情況下，争取到這樣的結果，也算智盡能索了。

可惜，一波還未平息，一波又來侵襲。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全部卷入戰争，黑龍會創始人、孫文的老朋友內田良平認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