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專制之上,(2)

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見書。

之所以叫黑龍會,皆因該境外勢力長期在黑龍江一帶活動,刺探情報,繪制地圖,收買漢奸,大搞分裂。

由于屢建奇功,黑龍會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對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響。

內田良平建議大隈重信趁着列強歐戰纏身顧不上亞洲,趕緊脅迫中國,狠撈一把,操作好了多個保護國也未為可知。

最損的是,內田主張幫反袁勢力回國鬧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組織革命同志開會的孫文。

大隈重信考慮的則是國際形勢。

列強已分成兩大陣營,以英法俄為主的協約國和以德奧(奧匈帝國)為首的同盟國。

日本欲對中國下手,必然侵犯這些國家的在華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擊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橫向比較,日英有盟約,日俄有密約,雖說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結合,但暫時還不能撕破臉。

權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協約國。

緊接着,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給日軍登陸山東找到一個借口(山東半島為德國勢力範圍)。

接到山東都督的報告後,袁世凱在總統府召開了緊急會議,各部總長全部到場,外交部顧問伍朝樞(伍廷芳之子)和顧維鈞也列席參加。

袁世凱的開場很簡短,說邀請兩位顧問是因為他們在三個不同的國家留過學,精通國際法,想先聽聽專業的建議。

言畢,望向顧維鈞。

這個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才子道:“我國已宣布對歐戰保持中立,交戰國應尊重這一立場。日本登陸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中國有義務保衛國土、抵禦侵略,以維護其中立的立場。”

伍朝樞的看法也一樣:“默許日本的行動,是沒有盡到中立的義務,等于自動放棄了國際法保障的中立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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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轉問段祺瑞:“中國軍隊能采取哪些行動?”

段:“如總統下令,部隊可阻止日軍深入山東腹地。但武器、彈藥不足,作戰将十分困難。”

袁世凱直截了當地問他抵抗能維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說四十八小時。

袁:“四十八小時以外怎麽辦?”

段:“聽候總統指示。”

會場沉默了。

半晌,袁世凱又問外交總長孫寶琦。孫支支吾吾,說沒有成熟的意見。

很快,兩萬日軍攻打青島,德國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棄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極大忍讓,甚至專門劃出一片區域給德日交戰,但拿下了青島的日軍得隴望蜀,一路向西,借口膠濟鐵路(青島至濟南)為中德合資,将其全線占領。

北京立刻訴諸英美,顧維鈞奔波往返于兩國使館,終于攔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凱時,毫無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計二十一條明火執仗的要求,并威脅說如洩露出去,後果自負。

袁世凱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請貴公使去找外交部談。”

五款裏,第一款是接收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第二款關于在滿蒙開礦修路,第三款涉及觊觎已久的漢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條:中國承認所有沿海港灣和島嶼概不出讓或借與他國。

最無恥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請日人擔任政府和軍隊顧問,合辦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廣州的築路權,刷新了不要臉的世界紀錄。

若答應“二十一條”,中國就是下一個朝鮮;若不答應,一戰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陸并進,列強即使想管也分身乏術。

“二十一條”真相

袁世凱清楚,同纏鬥半生的日本到了該做了斷的時刻。

他喚來總統府秘書曾彜進。

一直以來,曾彜進擔負着一項秘密的工作——收買日本浪人。

在袁世凱這兒,浪人是實施反間計的最佳人選。

浪人每月能從曾彜進那領到高達五百元的薪酬,而當曾秘書想從浪人那獲取日本使館的內部情況時,發現這幫日奸的能力極為有限。

于是,他向袁世凱提出解除此項任務。

袁擺了擺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單單是使館內部的情形,還有日本商民的動靜。比如近期是來的日人多,還是回國的多?為什麽來,為什麽走?走時是否盡賣家財,有一去不複返之勢?”

彙總各種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凱終于掌握了重要情報:“二十一條”是大隈內閣閉門造車鼓搗出來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馬上命曾彜進去找在華的著名日本學者有賀長雄,請教憲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麽時候了,還搞學術研究?

袁世凱耐心道:“如果外交決裂,大隈會不會挑起全面戰争?如果會,根據日本憲法,天皇是必須依他所請呢,還是可以駁回?關鍵在此。你萬不可将此問題涉及二十一條,但以探讨學問為名旁敲側擊地套話。”

在袁世凱的指導下,曾彜進從有賀長雄口中摳出了答案:不經禦前會議,大隈沒有用兵之權,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兩成。

探明對方底牌的袁世凱命更為專業而不懂日語(可以拖延時間)的陸徵祥代替孫寶琦任外交總長,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強硬但不激怒對方的方針。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條”,作為陸徵祥談判的依據。

如“中國政府允準,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出讓或租與他國”,袁将“他國”改為“外國”;如“允準日人在東蒙與華人合辦農業及工業”,袁批:辦不到;如“中國政府向認日本在南滿及東蒙有優越地位”,袁批:無此向認;……

對于侵犯主權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凱則多次強調“必須聲明不議”。

而且,他摸準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讓陸徵祥盡量拖延,苦撐待變。

日方提出,談判要天天開展,每周五次;陸外長說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會海,每周只能談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陸徵祥就和顏悅色地跟他磨,反正這也是拖延戰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後達成妥協,每周三次。

然後進入磨洋工環節。

每次會談,講完洋洋灑灑的開場白後,陸徵祥即命獻茶。

他揭開茶蓋,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遠流長的茶文化來。

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盡管日置益如坐針氈,也不好貿然打斷。陸徵祥悠然自得,就差問對方要不要來手談一局。

與此同時,蔡廷幹和顧維鈞游走于各大使館,痛訴日本的喪心病狂,終于驚動了美國國務院。

國務卿布萊恩急召日本駐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條”的全文副本,嚴肅道:“美國的政策是維持中國的獨立、完整和商業自由,并保持美國人的在華利益。對任何在政治、軍事或經濟上企圖支配中國的行為,美國不會坐視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壓力,不得不對外否認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凱趁勢倒打一耙,命陸徵祥提交一份“最後修正案”給日本,把第四款也給否了,前三款則嚴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怒火中燒的他請求天皇召開禦前會議,妄圖從軍事上威脅中國。

于是,浪人們又從曾彜進那下載了新的任務——打聽禦前會議的內容。

虛虛實實的信息難辨真假,霧裏看花的曾彜進一會兒收到消息說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會兒浪人又說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這般。

曾彜進覺得這幫人純屬騙錢,沒有任何報告的價值。在袁世凱的一再追問下,才表達了自己的顧慮。

袁不以為然道:“你何以知道沒價值?在我看來,一句謠言,都有價值。今日之事猶如打撲克牌,到了最後攤牌之時,你以無價值了之?錯了。你按我說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報告,萬勿隐匿。”

一天,浪人來報,說日置益收到東京密電,禦前會議否決了用兵的動議,最終方案為:滿洲以外不提,滿洲以內略有讓步。

威脅度最高的兩條是:

一、日人可以在滿洲雜居和購地;

二、滿洲警察局須聘日人為顧問。

這是談判底線,若中方不答應,日本即決裂。

袁世凱馬上道:“真貨假貨,我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報告是真的。”

誠如《劍橋中華民國史》後來的論斷(除了滿洲租期的延長外,“二十一條”對日本的在華地位沒有太大意義),這一方案對中國傷害很小,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倒不是天皇比較仁慈,只因條約外洩,日本成了輿論公敵,連黑龍會原本打算拉攏的柏文蔚、李烈鈞等革命黨都公然宣稱“暫停革命,一致對日”,黃興也勸告孫文“放棄讨袁,免為日本所逞”。

而在中國國內,抵制日貨的運動正星火燎原般蔓延開來。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關門歇業,日産商品通通被稱為“仇貨”,游行學生看見便砸,逮住就燒。整個1915上半年,日本對華出口同比下降近兩千萬美元,外貿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瞞下且不說了,還因操作不當麻煩纏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幹涉以正視聽,不明真相的人民群衆搞不好會以為大日本帝國一不留神變成虛君立憲了。

運去英雄不自由

連日來,袁世凱暗囑段祺瑞秘密備戰,物資運輸徹夜不停。而此刻,他決定妥協。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買西方駐華記者,讓他們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離間中國與協約國之間的關系;其次,孫文一直不對“二十一條”表态,還對問他“可否暫停革命,一致禦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凱蓄意賣國,非除去之,不能保衛國權”,以至于日置益向日本外長建議煽動革黨,施壓北京;最後,朱爾典苦勸中方接受傷害不大的最後通牒,實際已表明英國的立場。

但同時,袁世凱對左右道:“購地,我叫他一寸都買不到手;雜居,我讓他一走出附屬地即遇危險。至于警察顧問,用雖用他,月間給幾個錢便了,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随後公布的《懲辦國賊條例》中規定:嚴禁與外國人私訂契約、租售土地礦産)

張一麐認為不妥,道:“要麽簽約,忠實履行。要麽拒絕,開誠布公地向彼言明不能應允之故。如不聽,以兵戎相見,彼曲我直,雖敗猶榮。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壞,必為禍根。”

袁世凱斥其為書生之見:“開誠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當然,搞破壞也是一種天賦,非獨當一面的枭雄所不能為。

袁世凱屬意的人選是陸軍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1875—1928)。

遼寧人張作霖從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蝦,因家境貧寒,很早就投身于社會這所大學校,當過獸醫,做過土匪,還綁過盛京将軍的老婆,人生豐富多彩。

直到日俄戰争前,被政府招安。

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張作霖累遷至标統,受到時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的注意。

辛亥後,袁世凱一就任總統,已成地方一霸的張作霖便宣布擁護中央政府:願負驽前驅,唯大總統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張作霖的立場白首不渝,口頭禪遠近皆知: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宗父母的墳墓所在地。我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賣國,叫後輩兒孫也跟着挨罵,那辦不到!

中南海居仁堂一樓的東頭是袁世凱的辦公室。

只有最親近的人才能在此見到大總統。

關系不近但地位重要的來客,便安排到西頭的會客室。

而一般生客,則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處叫“大圓鏡”的房子裏恭候袁世凱。

按理說張作霖就是一大圓鏡的待遇,誰知竟被領到了總統辦公室。

他拘謹地坐在沙發上,不安地打量着室內的陳設。只見北面的博古架上擺着各色器物,其中一個絲絨盒裏放着四塊金表,正面鑲一圈珠子,背面是琺琅燒的小人,精致而華麗。

袁世凱見張作霖時不時地注視着金表,當場将四塊表都送給了他。

從此,表哥張作霖在袁世凱的扶持下異軍突起,雄踞東北,成為遠近聞名的扶桑噩夢。

民國十五年(1926),日本駐奉天領事吉田茂被張作霖的油鹽不進、不受利誘激怒,盛氣淩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辦法!”

張作霖當即反擊:“怎麽樣?有什麽好辦法盡管拿出來。又要出兵吧?我姓張的等着你!”言罷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調回國。

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軍節節勝利,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認為實施分化戰略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找到張作霖,說可以暗中助其作戰,支持他統治北中國,跟南京的國民政府劃江而治。

張作霖認為中國人鬧家務,不勞外國人插手,始終無動于衷。

芳澤謙吉只好轉而去找山東省主席、狗肉将軍張宗昌。

張作霖聞訊,立刻電召張宗昌入京,勸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絕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萬代的罵名。”

張宗昌奉命唯謹,日本的詭計又告落空。

在前後交涉二十五次,窮其智計地化解、牽制了日本的陰謀後,袁世凱派陸徵祥和外交次長曹汝霖親赴日本使館,将簽字文本遞交日置益。

兩人一路上心境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在随即召開的國務會議上,面對全體高級官員,袁世凱沉痛道: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卧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擡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委曲、奇恥無報複之時,恐十年後,中國之危險更甚于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托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簽約的5月9日,從此被袁世凱定為國恥日。

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适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為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史學家蔣廷黻也說:“‘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諸人都是愛國者,并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

十六年後的“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舉國都罵他是“不抵抗将軍”。有了這段經歷,五年後在南遷西安的東北大學演講時,他感慨道:當年袁項城應許“二十一條”時我是學生,一腔熱血,誓死反對。及至二十年後我執政,還不如人家。

正如陳布雷為蔣介石撰寫的《告國民書》所說,“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罵袁世凱賣國确實不公,其在簽約後的“慚憤交集”也并非作秀,但能不能知恥而後勇則另說了。

知道和感覺到,是兩回事

袁靜雪眼中的父親,變化不大。

每早七點,他總是分毫不差地拄着那根銅拐杖從居仁堂二樓“咚、咚、咚”地緩步下來,長吟一聲後,到辦公室辦公。

他吃飯的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後胡子上會沾些菜汁,均由姨太太幫忙擦掉。他還愛吃人參、鹿茸等熱性補品,經常大把大把地放在嘴裏嚼食。

他和正妻相敬如賓,每隔幾天便到福祿居去看望于氏道:“太太,你好。”于氏也總是回以:“大人,你好。”然後兩人說陣家常話。

唯一讓袁靜雪不爽的是,一次,袁世凱打算把她許配給溥儀。

已經派人提親了,袁靜雪哭得梨花帶雨,跑到父親跟前鬧。袁世凱佯嗔道:“以後我非要把你送禮不可!”

袁靜雪昂起小臉,賭氣道:“我又不是鼻煙壺!”

袁世凱忍俊不禁。

此事因溥儀拒絕而作罷,卻不難一葉知秋地察覺到某種趨勢。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似乎成了每個國人的必經之路。

夏目漱石有言:“發揮才智,則鋒芒畢露;憑借感情,則流于世俗;堅持己見,則多方掣肘。總之,人世難居。”

每個人都有意無意地重複着傷害與被傷害,生活成為一場嚴峻的歷險,直到有一天你嘗試着同這個世界和解,頓悟“正義是自己內心對自己的期許,不是用來脅迫別人的”。

托爾斯泰構思《安娜·卡列尼娜》之初,原型是新聞裏一個卧軌自殺的小三。她背叛丈夫,追求虛榮,在作者心中極不可愛。

行文愈久,托翁發現自己并沒有美化安娜,人性卻自有其力量,從故事的樹枝上生出芽來,愈發繁茂。最終,安娜之死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讀者心中引發廣泛的共鳴。

托翁進一步論斷道:

如果一個人沒有形成任何成見,就算他再笨,也能夠理解最困難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人堅信那些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早已了然于胸,沒有任何疑慮,那麽就算他再聰明,也無法理解最簡單的事情。

經驗主義者不會用強弱黑白來兩分世界,也不相信一個概念就能徹底解決現實問題,而是保持對不同論述的警惕和自己的獨立性,不斷相信、不斷懷疑、不斷摧毀、不斷重建,在煽動各種偏見互毆取得的平衡中接近這個世界的真相。

然而,在同平政院院長汪大燮(汪康年堂兄)閑聊時,袁世凱悲哀地發現,真實的世界也許是無解的,根本沒有答案。

汪大燮談到一個棘手的案子,原告和被告是夫妻,兩口子鬧矛盾,媳婦跑回娘家,丈夫去接。

媳婦不回,遭到毒打。娘家不幹,一家子圍着他打。自衛中,丈夫把大舅子刺死,把丈母娘捅了兩刀,媳婦則被捅成輕傷。

渾身是傷的丈夫當晚自首,被判無期。媳婦不答應,跑到縣府門口***,要求改判。

縣府見其狀可哀,改判死刑,結果被告的父親又不答應了,跑到省府門前服毒。

案子上報到平政院(被告父親告地方官司法不公),汪大燮覺得丈夫有自首情節,又是家庭矛盾,夫妻倆還有孩子,不當判他死刑,便同大理院院長一起做工作,讓省上發回重審。

省府同意重審,可根本落實不下去。媳婦一方天天鬧,非要政府維持死刑的判決。最後只好花錢買平安,在判丈夫無期的同時,給受害人家屬一大筆救助款善後……

對法律的不尊重已經持續了兩千多年。

《論語》裏提到,一個父親偷了羊,被其子報官。孔子很生氣,說連兒子都告老子的社會,已經不是他所向往的。

衆所周知,他向往的是倫理道德。

問題是如果只講道德不講規則,那再幹淨的國家最後也只會堕落成一個僞君子遍布的肮髒國度;相反,要是人人都開始談規則,那麽再野蠻的地方,道德也會逐漸回歸。

在亂象紛呈的民初,認為只有君主(立憲)制才能重建規則的言論并非全無市場;一幫把青島當首陽山的前清舊臣也不甘寂寞,時不時跳出來搶個戲。

當發誓不當“貳臣”的趙爾巽接受袁世凱的禮聘到清史館當館長時,遺老梁鼎芬寫信責備他說:“清朝未亡,你修個什麽清史?”

梁奇葩的邏輯是:北京城還有個小朝廷,裏面還住着個小皇帝……

隆裕死後,梁鼎芬和勞乃宣跑到西陵跪地號哭,如喪考妣。孫寶琦身穿西服前來,剛在靈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罵其“洋鬼子”“不要臉”,一幹遺老則拍手稱快……

袁世凱關注的是年輕人,比如時任農商部地質所所長的丁文江。

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說:“中國實在太亂、太窮、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強、使她樂,我不相信誰不願意。”

丁文江不否認獨裁是毒藥,民主是良藥。但民主政治是一種繁瑣的程序化政治,緩不濟急,無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國危機,實現中國的獨立富強。

因此,他呼喚一個思想開明,以國家利害為利害,能夠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獨裁領袖的出現,并對反對他的人說: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

心有戚戚的袁世凱注意到的第二個人是三十出頭的周樹人。

那是冬天的一個早上,剛剛升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一科科長的周樹人在教育總長範源濂的帶領下進見大總統。

當然你會說:各部有那麽多科長,難不成每換一個袁世凱都要接見?

事無巨細、完美主義的處女座真幹得出來。

記者黃遠生曾問過趙秉鈞,說總統遇事躬親,不嫌瑣碎和因小失大嗎?

趙秉鈞說:“這是總統做過十多年督撫的緣故。正因如此,一把總鑰匙才無人能管。軍興後功将紛出,然有袁總統在,無人敢飛揚跋扈。”

人生最大的失敗是失去自我

進見持續的時間很短,周樹人一生也只見過袁世凱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後來評價道:整個民國期間,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力。

在袁世凱看來,周樹人絕對不是一個稱職的公務員。他對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廠就是抄古碑,或者搖着蒲扇坐在紹興會館的槐樹下消磨生命。

但他的洞察力無人能及。

周樹人認為民國這座舞臺招牌是新的,布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還是老戲,唱戲的還是老人。

說白了,辛亥革命沒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竈,人們依舊缺乏愛與誠,習以為常地虛僞和無恥,在暴戾愚昧的空氣中互相中傷。

如果國人的生活借由武力而非理性來塑造,則自由主義永無出頭之日,畢竟,凡因刀劍得到的,必将因刀劍而失去。

其實,自由必與責任并存,自由乃有意義。因此,自由主義需要的土壤是各負其責的秩序,而非混亂。

可惜,好逸惡勞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對待自由。

比如,人們拒絕排隊,你争我搶地往前擠。久之,大家盼望出現一個秩序的維護者。終于,一個惡棍跳了出來,用棍子敲打每一個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秩序實現了,但衆人也被奴役了。結果雖好于混亂,權利卻遭到剝奪。

世間許多悲劇,并非由醜惡造成,而産生于追求美好的中途。于是,就像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言:“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将其變成天堂。”

在追逐目标的過程中,人總是為自己的行為用心堆砌詞彙,覺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實是我不理解世界罷了。

當經驗主義者袁世凱決定倒掉一盤散沙,重建秩序時,“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者”(張君劢語),便又多了一道真實的注腳……

北京。

久未露面的應桂馨出來覓食了。

他向政府索要錢財和勳位,不願舊事重提的袁世凱撥了筆款想打發他走,誰知應桂馨非要政府“昭雪其罪”,甚至承認刺宋有功。

這就颠倒乾坤了。

煩悶中,袁世凱突然想起初見宋教仁時的情景。

彼時,因《間島問題》一書,袁世凱仰慕宋教仁已久。但見其衣服破舊,便問是否還是留日時所買,宋教仁點頭。

事後,袁世凱請人做了一套高級西服給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後非常合身。原來,談話間他就把尺碼給記住了。

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張國淦回憶,唐內閣期間,袁世凱談及農林總長宋教仁,總是頗多推許。

轉變發生于國會選舉期間,宋教仁在南方各省演講拉票并猛烈抨擊北京政府。大為光火的袁世凱聽趙秉鈞說洪述祖正在安排人诋毀宋教仁,也就放心了。

沒想到毀宋不是毀謗而是毀滅。當得知宋教仁的死訊時,他蒙了,喃喃道:如何是好?國民黨失去宋教仁,少了一個明白事理的首腦,以後越難講話了。

應桂馨但凡有一絲自知之明,也該清楚袁世凱對他除了厭惡就是蔑視。他不學洪述祖的低調(為逃避北京警方的抓捕躲到青島德租界),反而抛頭露面,狂犬吠日,終于在離京途中被軍政執法處的特務暗殺。

袁世凱從不諱言自己就是殺應的幕後主使,但巧的是,随後直隸都督趙秉鈞便暴斃家中,坊間紛傳總統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心腹,殺人滅口。

邏輯鏈是成立,但趙秉鈞不是應桂馨。殺應無傷大雅無人問津,殺趙則必定轟動全國,在國民黨已垮、宋案已時過境遷(過了一年)的大好局面下,是自找麻煩的不智之舉。

事實上,趙秉鈞的孫子趙純佑後來在家信中表明,他爺爺是死于腦溢血,倒在床頭邊,家屬親見,并無謠傳的“七孔流血”的症狀。

趙秉鈞死後備極哀榮,梁士诒和袁克文前往天津送終,喪事極為隆重。袁世凱手書“怆懷良佐”的匾額,優恤家屬,并令京津兩地為其修建專祠。

饒是如此,洶湧的謠言還是在北洋舊将心中埋下了濃重的陰影。曾擔任過軍政執法處處長的陸建章就對親信說:“我們參與老頭子的機密大事太多。那些見不得人的事,老頭子總有一天要消滅痕跡。”

由于馮國璋遠在南京,王士珍整個一神龍見首不見尾,矛盾便在當過北洋六鎮裏四鎮的鎮統,威望足以號令全軍的段祺瑞身上爆發。

段祺瑞人品沒得說,不抽不賭,不貪不嫖,一輩子清廉耿介,唯一的愛好就是下圍棋。

不過,性格缺陷同樣明顯:固執自大,争勝好強。

早年留德,受不了洋人恥笑的他打算剪辮,被督學蔭昌瞧見。

蔭昌一把奪過剪刀,問他何故發狂。段祺瑞說,我寧願發狂也不願受辱。蔭昌勸道:“你是官費留學,剪了辮子萬一朝廷震怒,斷了你的學費,到時求學不成,歸國亦不可得。”

段祺瑞若有所動,但仍道:“終不欲受人譏也!”

蔭昌讓他先電奏朝廷,再做決定。段祺瑞依言而行,結果遭到痛斥。

他找到蔭昌,表示感謝:“要不是你提醒,真回不了國了。”

蔭昌笑道:“我也要感謝你啊。”

段問何故,回以:“你電報打過去,如果朝廷準許,我也援例行之;如不許,我亦無冒請之嫌。難道不該謝你嗎?”

棋品如人品。段祺瑞雖說酷愛下棋,但棋藝不精,還輸不起。一次,被11歲的棋聖吳清源殺得大敗後,段祺瑞一整天都悶悶不樂;還有一次跟兒子段宏業對弈,又敗,段祺瑞咆哮道:“什麽都不會,就知道玩兒這個,以後有什麽出息?滾!”

段祺瑞一生不置房産,在北京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凱以給幹女兒為名(段在原配過世後娶了袁的義女張佩蘅為妻),送了段家一棟。

房東是一個輸了袁世凱四十萬大洋的牌友,房子是抵押品,沒給房契。大頭一死,房主的兒子拿着房契找到國務總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老段驗明正身後,二話沒說,帶着一家子搬走了。

段祺瑞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易接近,而一旦得其信任,則終生不疑,親如一家。個中典型便是人稱“小扇子”的徐樹铮。

收複外蒙的民族英雄徐樹铮被視作段祺瑞的影子。他極富才幹也極其驕狂,樹敵衆多,深為袁世凱所不喜,要不是跟了段祺瑞,估計早就被亂刀砍死,用不着日後馮玉祥出手。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1936年,漢奸王揖唐等在報紙上刊登聲明,鼓吹“華北自治”。署名中,領銜的竟是袁克定。

事隔兩天,袁克定在報上登一啓事,否認與此事有任何牽連。

日本在華北的勢力正迅速膨脹,袁克定此舉風險極大,甚至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果然,其住宅很快便處于日人的監視之中。

北平淪陷後,投敵的曹汝霖找到袁克定,鼓動他把彰德的養壽園賣給日本人,一來能換筆可觀的收入,二來也能博取日人的歡心。

事實上,北伐戰争勝利後,控制了河南的馮玉祥沒收了大量的袁氏財産,袁克定沒有固定收入,養着一大幫下人,很快便外強中幹,急需用度。

即令如此,袁克定還是以“先人發祥之地,子孫不可出售”為由拒絕了曹汝霖。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钊幫袁克定謀了個館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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